从道光十九年始，邓显鹤的乡邦文献搜集、整理、编辑工作进入了高峰期，也是成果最辉煌的时期，证明他真正把这项工作视为其治学的主攻方向。就在开始编辑《沅湘耆旧集》的这一年，他又在筹划王船山遗集的编刊工作。
王夫之以其思想、学识、人格给予了清代湘人湘学以巨大影响。邓显鹤对这一乡贤早已心存景仰，认为“此老志节风义，求其位置，当在亭林、黎洲二老之间，而世少知者。无论其他，即近时盛传粤中所刻《皇清经解》，托始二老而不及先生，则以世之知其书者少也。诚不揣固陋，欲发愤刊刻其全书，上之史馆。顷星陔太守寄示史馆所撰《儒林传稿》，有先生专论，知公论在人，当不尽泯，然安得使海内家有其书之为快也”（《邓显鹤致宗稷臣手札》，温州图书馆藏）。他还说：王夫之“旧刊之本类坊刻，且日久漫漶，显鹤病之，尝慨然发愤思购求先生全书，精审锓木，嘉惠来学。以是强聒于人，无应者。道光己亥寓长沙，时方辑《沅湘耆旧集》征求先生遗诗”（邓显鹤《文钞》卷二《船山遗书目录》），湘潭著名文士欧阳兆熊介结其后人来，言及王夫之六世孙家藏王氏各种遗书于家，谋求刊行。“余大喜过望，次年春，遂开雕于长沙”（同上）。
道光二十一年（1841），《船山遗书》刻成，共收书十八种一百八十卷。这是王夫之著作首次大规模刊印。邓显鹤主其事，并撰《船山著述目录》，不仅为世人第一次提供了一份完整的船山书目，让世人了解到王夫之学识之渊博，还以极严谨、极沉痛之语言论述了王夫之人格节操及其思想著作的价值。
《船山遗书》的刊成，在海内引起广泛影响，也成为邓显鹤从事乡邦文献搜集、整理、编辑事业的顶峰。此书于船山学说自此发扬光大厥功至伟，对湘学的复兴推动巨大，作为该书出版的主要推手，邓显鹤更备受世人称颂。王闿运对邓显鹤推举王夫之的功劳评价很高，他在《邗江王氏族谱序》中说：“船山祖籍维扬，本勋华世胄，遭明社鼎革，避世隐居，乡人无闻知者。至道光时，始得邓南村表彰之，求其遗书及其族人，则正有居湘潭以富商者，好文学，出重赀聘通人校刻姜斋说经史各书，而船山始显。”
《船山遗书》的刊印，集中体现了邓显鹤从事湖南乡邦文献整理的根本宗旨。他通过编刊王夫之充满了民族精神的遗著，起到了表彰其高尚的民族节操的作用，激发了清代湖南人的民族血性。
民族意识和节操在清代是凝聚汉人的巨大精神力量，尤其是在抵御近代西方列强的斗争和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中，都有着湖南人雄健的身姿，他们无不受到王夫之民族意识的激发与民族节操的鼓舞。王夫之书中传播的民族意识是造就血性湖南的精神食粮，索其原始，不能不归功于邓显鹤对遗书的编刊。他不但是船山学说的最早宣传者，也是船山学说的忠实服膺者，这从其为学秉持经世致用的思想，搜集、整理、编辑乡邦文献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即可看出。
对湖南乡邦文献的贡献，就其大者说，他还广搜佚文，重加编次，刊刻了元代欧阳玄的《圭斋集》，使之成为最善之本。他详审编刊了宋代理学开山周敦颐的《周子全书》。邓显鹤“书成甚喜，曰：‘是书与《圭斋文集》、《船山遗书》皆吾楚不可少之书。顷年次第精刻，私愿遂矣’”（邓瑶《行状》）。道光二十九年（1849），邓显鹤七十三岁时，还编成初被梁启超夸为“最称精审”，不仅当时仿效，且后世论者无不赞其为天下名志的《宝庆府志》。该志不仅网罗旧闻，综核精密，断制谨严，勒成信史，且培育了湖南舆地之学。其地志一门，邓显鹤召来困居乡间、默默无闻的邹汉勋兄弟，由其主持实地勘测，文字辅之以图，尤为精确无误，在志书修纂中实为首创。经此一役，邹氏一门精研舆地之学，为湘学新添了一门可夸耀全国的实学分支，成就了几代舆地学专家。
邓显鹤“少时即隐然以楚中文献自任”（邓瑶《行状》），“一以纂著为事，系楚南文献者三十年”（《清史稿·邓显鹤传》）。他一生治学，以搜集、整理、编辑湖南乡邦文献成就最大，其声名也以此而著。通过成功的实践，在这方面他也形成了系统的学术思想：
第一，在进行搜集、整理、编辑时，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树立“信今而传后”的理念。只有这样，才能不谀无讹，能传千古，有利学术，泽及后代。
第二，搜讨遗作，要有阐扬先贤、激发爱乡爱国之观念，养成地方学风之宗旨。所以搜集、整理，要有严格的择取，不能随意。邓显鹤明确指出：“征文考献，当自其乡始”，“盖著述家采拾搜讨，有功国史，关系之重如此”，“征文考献，意在表章”，“文献所系……用备一方掌故……要以表彰先哲，搜剔遐隐为心”（邓显鹤《文钞》卷第三《沅湘耆旧集·序例》）。邓显鹤之好友贺熙龄对此看得最为透彻，他在《松堂诗存序》中说：“湘皋尚友古人，旁搜遗佚，汲汲表章，不遗馀力。……收百代之风骚，备一方之文献。荒江老屋，穷岩古穴，苟有零缣断楮之可存，无不掇拾于残烬之馀，而惟恐后学之士以不及闻前辈之风流为憾，敬恭桑梓之盛心如此，其未有已也。”（贺熙龄《寒香馆文钞》卷三）曾国藩也在《邓湘皋先生墓表》中说：“先生乃举湖南之仁人学子薄技微长，一一掇拾而光大之。”王夫之著作编刊对晚清湘人湘学的影响，足以证明邓显鹤这一宗旨的正确性和价值。
第三，在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编辑的方法上，邓显鹤有不少创新之处，为出版事业发展作出了贡献。如要坚持由近及远，先易后难，逐步扩充，以至于全的程序。以《沅湘耆旧集》来说：“三十年前，思萃辑湖以南文献为一书，念搜讨匪易，当自近始，因就耳所易及者先为掇拾，名曰《邵州耆旧集》。”（邓显鹤《文钞》卷第三《资江耆旧集序》）其后经二十多年之搜求，扩编为《资江耆旧集》，又扩及全省，编为《沅湘耆旧集》。重刊《楚宝》时他不仅坚持考异订误，取舍必当，但不能改动原书的传统做法，于每卷末附纂《考异》，又要增补原书的缺漏，便“广为搜讨，依类采入，名曰《增辑》，仍附每卷之末”（同上）。这种创新的方法至今仍为古籍整理所使用。
第四，特别注重了明末忠烈及遗民文献的整理，以其人其事其文去影响、激发湘人的民族意识，培养其爱国主义精神。《船山遗书》的编刊是如此，编《蔡忠烈公遗集》、《续集》也是如此。他还在《沅湘耆旧集》中收录了大量明季遗老之诗，在小传中详述其义烈之事，王夫之之名与事，也从此而大显。在编《武冈州志》与《宝庆府志》时，他也力搜明末讲气节的遗民佚事，编入志内，以传千古。
除乡邦文献的搜集、整理、编辑外，邓显鹤还以诗名显。
他八、九岁时即能作诗，青年时与同里欧阳绍洛唱和，名动远近，十八岁即编诗成《种松草堂初集》。他才气横溢，“客游燕、齐、淮阳、岭南，所至悲愉抑塞，一遇于诗”（《曾国藩全集·邓湘皋先生墓表》）。其诗导源于魏晋而驰骋于唐宋，发抒其真挚敦厚之情，又有深厚学识为根柢，故形成了思深虑远、骨力坚卓遒劲，魄力沉厚雄奇的风格，多于咏叹之中，寄寓忧国忧民之感，大受时人推崇，有杜甫、韩愈复生之誉，于作诗有自己独到的心得。
他有创作实践，一生又致力于诗歌的编选，在创作、评选、品藻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诗学观。
他拓展了对诗的本质的认识，不仅接受了传统的诗发于情的理念，还认为诗与学、理、经世治术有关。他在《与谭桐生孝廉书》中说：“诗虽小道，性情见焉，学术寓焉，治术通焉，敢轻言哉！”（邓显鹤《文钞》第十卷）他因此而认为诗应写出诗人其时之心志，使“吾无闻于时而有传于后，使后之读吾诗者犹见吾今之心”，这样，“诗虽小道，当其精能之至，入神出天，感顽艳而格幽明，质古贤而俟来哲，渊渊然翏翏然不知天之为盖，地之为舆，世之有人，已之有躯也”（邓显鹤《文钞》卷第四《蓉裳诗钞序》），收到诗歌感化人心，反映社会的功能。
对于“诗以言志”这一古老命题，邓显鹤以自己的识见对它进行了独到的阐发。他对“诗言志”作了界定与内含的拓展：“扬子云：志莫辨于诗。志在廊庙者，其言华；志在山林者，其言质。穷达各殊，皆有皭然不滓，较然不欺之故，宣露于吟咏讽叹间，所谓诗言志也。然志有大小，言有巧拙，苟非本乎性情，极乎风雅正变，源流得失，又加以藻绘雕饰之功，则华近于浅，质伤于直，虽无加损于学行，而合于诗之道则未也。”（邓显鹤《文钞》卷第四《九芝草堂诗存序》）他还指出功名利禄之心有碍于“诗言志”，“士自束发受书，习制举业，去风雅甚远”（同上），只有不慕荣利，“脱屣浮荣，以泉石为性命，而又寄以渊博之学，缮刻之功。以是为诗，其皭然不滓，较然不欺之志，隐然见于言中，悠然露于言外，岂犹有浅与直之弊与？虽欲不工，且至弗得也”（同上），而“晚近士大夫，锐于仕进，徒欲苟且科第为夸耀，不得则放情自恣，取逸邱樊所谓不得已而然，非其志也，又安望其言之不苟，可信今而传后哉”（同上）？这就将“诗言志”在新的时代下的内容作了深入的阐发。他论诗“不喜辨唐宋之界，尤不服门户宗派之说。以为此事原无古今，惟有真气骨真性情不随人作计者，能长存于天壤耳”（《文钞》卷九《复曾宾谷中丞论江西诗派书》）。
邓显鹤的诗学观有利于诗学与诗作的发展。
邓显鹤自幼诵经，在研习八股制义时又对儒家经典作过几十年的攻读研究，本应有精深系统的经学观，但因桂林大火，将其经史专著烧尽，故考之也难。现只有从《船山遗书目录》中所述经学发展概要及一些与师友信札中窥其一斑。从中我们可以知道，他经学宗主程朱理学，与王夫之一样，反对近代学者“空谈心性，逸于考古，遂至厌薄程朱，专考求古人制度名物以为博，甚则刺取先儒删落踳驳谬悠之论以为异”，批判以“良知之说”来“为高论狂瞽一世”，论学主张“以汉儒为门户，以宋五子为堂奥”（以上均引自《文钞》卷第二《船山遗书目录》），且要践履笃行。
其次他主张通经致用，因为经典中包括有各种经世实学。他在《复督学程春海先生书》中，赞同“由训诂而识义理，由义理而博通乎古先圣王制度名物及历象躔次、河渠水利、兵刑名法、民生休戚、时政得失，与夫天人相与、休咎征验、古今治乱循环之故，洞悉详究，灿然为体用明备之学。诗文工拙，其末焉者也。明乎此，则汉学、宋学一以贯之，门户之说又可不存已”（邓显鹤《文钞》卷第九）。
邓显鹤一生从事教育的时间与从事科举的时间几乎相等。考取秀才，他便在安化龚氏设馆授徒。五赴会试不中，他又到桂林李氏拓园设馆。五十岁再赴会试又不中后，因其兄之力劝，故请改教职，担任宁乡训导。道光十九年（1839）辞训导职后又到常德主朗江书院、宝庆濂溪书院，并在濂溪书院辞世。漫长的教学生涯，使他形成了去利禄，求义理以经世的教育观。
他对教育极为重视，道光二十年（1846）胡廷槐任新化县令，问新化政务以何为先，他答曰：“敝邑偏小，事无有重且急于兴学者矣。”（邓显鹤《文钞》卷第七《新化改建学庙记》）。
他与湖南学政程恩泽曾有讨论教育的书信往还，对当时以科举为核心的教育体制弊端进行了批判。程恩泽认为科举“诱以禄利而责以义理，是犹建曲表而求直影”（《文钞》卷第九《附录春海先生来书》）。邓显鹤完全同意其观点，但认为“三代乡举里选之法既不能行后世，科举取士诚不能不诱以利禄，然舍此别无他术。而伟人杰士由此以进者，正复不少”，故不能对此一笔抹煞，而应采取正确的教育方法与选好教官：“在父兄之教与师儒董率之得其方而已。世之父兄不能皆贤，贤亦不能强他人子弟从我，则兴教劝学，惟师儒之官是赖。而所谓师儒者，亦惟学臣与校官二者而已。”但学臣即学政位尊，不直接教学生，只在院试时作阅卷取录工作，不能取得有真学问之人，且学政三年一属，“诸生贤否不能周知，知亦不能习，则久任专责，能以师道自任者，非校官而何？”今师道不立，人才难出，其因“在教官不得其人而已”（《文钞》卷第九《复督学程春海先生书》）。这就提出教育当以选好教师为先务的思想。
而当时教官选择存在严重问题，他们均从岁贡生挨选与举人大挑二途所得，大多年老衰病，才学不足以从教者居半。府县官对他们极不重视，视同疣赘，轻若弁髦。意欲有为者，又因官卑俸薄，无力赡养妻儿而尽其职。故他又提出重教尊师的主张：“欲学官弟子之率教，当严校官之选。欲严校官之选，当重校官之权，厚之以禄入，待之以不次，其庶乎其可以。”（同上）
他还提出应当改革教育方法之主张。他说：“至设教之法不一而小学为先，小学之教亦不一而训诂为先”，再“由训诂而识义理，由义理而博通古先圣王制度”（同上）。与其他有关国计民生之致用实学。
邓显鹤虽然只作了个“无民社之责”、不入流的县学训导，可他有经纪之才，也有独到的政治思想。历任新化新任知县上任前常要趋庭请教治县方要。他研究过盐政，为陶澍治盐政出过不少正确主意，还入过曾燠两淮盐政幕。在训导位上，对改革当时教育有一套成熟的理念，以致学政程恩泽对他有“望之以躬行倡化”的期许。对于备荒、救灾、安抚流民、办团练剿匪、抵御洋人入侵等当时的急务，他都有一整套可行之策提出。这在《与人言洋事及资遣流民论》、《论荒政》、《议捐积谷规约十二条》等文中可以看到。
邓显鹤读圣贤书，信奉孔孟仁政爱民的政治思想，针对当时清廷的大厦将倾，天下骚动之现实，他形成了安民为先的政治理念，也是其经世思想的具体体现。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全国震动，邓显鹤悲愤莫名，提出“安内方可攘外”的理念和“朝野上下，早作夜思，撤膳减乐，大开言路，广求异才，上下勠力，中外一心”（《文钞》卷第一《与人言洋事及资遣流民论》）的“安内”措施。
邓显鹤以安定天下苍生为其施政思想，故其诗文中时有忧国忧民之叹。鸦片战争前夕，他目寓“东南时势况艰虞，泥潦满眼监门图”之时艰，曾发出“百万苍生方待字”（《诗钞》卷二十一《同人集旧城南精舍送贺柘农侍御还朝》）的安民呼号。这充分表明了邓显鹤安民为上的政治理念与爱国情怀。
咸丰元年（1851）农历八月二十五日，邓显鹤逝于邵阳濂溪书院，时年七十五岁。二十二日，肝微痛，他不以为事，仍在校勘《玉篇》、《广韵》，“二十五日，犹与座客纵谈，神明不少衰。是日亥刻，解衣就枕，忽昏眩，披衣起，端坐顷刻即逝”（邓瑶《行状》）。无疾而终，实为人生福事。
邓显鹤自称“生平性刚”“与世多忤，而又喜危言高论，日以尤悔坌集之身，当指视交谪之地”（《文钞》卷五《读易窗易述序》）。其乡试同年好友程恩泽赞其“内行纯笃，读书知所别择，外和而通，内刚毅不可犯”（程恩泽《南村草堂诗钞序》）。他才高学博，刘基定称其“每当高会广座，长吟短咏，应口雒诵，无不惊异，服其媕雅”（刘基定《墓表》）。曾国藩说他“阐扬先进，奖宠后进，知之惟恐不尽，传播之惟恐不博且久，用是门庭日广”（曾国藩《墓表》）。邹汉勋兄弟、刘基定等贫寒之士都由于他的振拔，得以知名。左宗植、左宗棠、何绍基、魏源、郭嵩焘等皆为问学于他的忘年之交。他“以交朋为性命，与其人善，终身不忘”，“故旧贫乏者尤时念之，如饥寒穷困之迫于身”（邓瑶《行状》）。以如此的修为，如此的人格，如此之用心，就是《中庸》中有大德者，“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邓显鹤名显寿高是必然的结果，对湘学发展的推动，也是事出有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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