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乩身》是八零后女性作家孙频的中篇小说，收录于其中篇小说集《盐》。这篇小说的背景设置在大约世纪之交的陕西省吕梁市交城县——也是作者生长的家乡。小说讲述了两个被“阉割”了性别的底层男女在绝望中互相救赎、共抗命运、绝境求生的故事，以妖冶的语言风格、细腻的心理描写、夸张大胆的场景、极致的情绪渲染，为读者带来一场刺痛感官、震撼心灵的阅读体验。
小说的女主人公常勇年少时不幸失明，从此被在铅矿上劳动的父母抛弃，由身为扳手工的爷爷抚养长大。爷爷为了让她能够在这落后野蛮的县城生存下去，“逼迫”她以留短发、着男装、裹束胸、站着尿尿、隐藏月经带等方式掩埋其女性身份，将其性别“阉割”。
小说的男主人公杨德清少年便失去双亲，和常勇一样，两人都是从小没有父母庇护的弱小生命。他靠着交城县里最卑贱的工作生存，没有人看得起他，当然，也没有女人瞧得上他。年轻男人常年无法得到满足的性欲在这个荒诞的世界里转嫁到了一头死猪身上，却在濒临高潮时被人发现，受到惊吓的他从此失去了性能力，这对于旧社会无知的底层男人来说，无疑也是一种“阉割”。
被“阉割”的女人遇上被“阉割”的男人，这种处境下，性别丢失了，性别压迫也得到了某种意义的消解。她和他不再有女人和男人之分，她和她成为这个“吃人”的底层环境中的命运共同体，都只是要以一副羸弱肉身与愚昧贫苦的外界和自己懦弱苦闷的内心顽强抗争的人而已。
《乩身》摘录
身陷相似困境的常勇和杨徳清互相照顾，互相关心，互相理解。常勇被人强奸怀了孩子，杨徳清便悄悄带她去打胎，每天来给她送吃食，夜里留在她家照顾她的安全，而且从没有“欺负”她；她知道杨徳清“不举”的事后，也从未像其他人那样轻视和疏远他，甚至甘心忍受他因对自己的“无能”而滋生的暴戾情绪。在他眼里，常勇是女人；在她眼里，杨徳清是男人。她和他都把彼此视作正常的人，甚至视作亲人和战友。
但在愚昧无知的县民眼里，常勇和杨徳清是不男不女的怪物，是猪狗不如、命如草芥的卑贱者，没有人关心她和他的死活与尊严。而她和他都是不甘心命运的人。为了反抗自己的命运，常勇在杨徳清的带领下，选择了做“乩身”，以期用这残忍自虐的方式赢得人们的关注与尊敬。
乩身，“扶乩”中被“神灵附体”以占卜问吉凶的人。自东晋伊始，中国民间流传出一种叫做“扶乩”的迷信活动，人们往往在正月十五这一日请示神明，并卜问来年农耕、桑织、功名之事。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这种残忍血腥迷信互动仍在一些发展落后的贫困县城或山村沿袭着。
通过这种装神弄鬼的极端方式，常勇和杨徳清确实获得了县民的关注与敬畏，甚至获得了一些傍身的金钱，但究其本质，人们终究还是没有把这两个人当人看。最终，杨徳清因身体重度伤残而死，常勇也自焚而死。某种程度上，她和他都在心灵上获得了重生，但现实是以与“活”相反的“死”来实现这种救赎。这样的结局不免让人感到讽刺与悲凉。正是如此，凸显了人世的荒诞。
由于作者本身的生命经历和时代的特殊性，小说中一些残忍血腥的场景呈现和情节的设置，不免会让初读孙频作品的读者经历一种“连呼吸都痛苦”的阅读感受。很多读者反馈“不忍看”，但恰恰是这种“不忍看”体现出孙频小说被阅读的重要意义。
我们习惯于回避那些残忍痛苦的记忆，久而久之便会将其遗忘，那么造成这些严重创伤的事件怎会不一再上演？唯有积极地面对这种“切肤之痛”，我们才有可能深刻理解那些深陷悲惨处境的人的感受，才会深刻意识到为什么必须反抗性别、贫穷和阶级等一切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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