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他呢，反正他死了

老荣去世了，这在大院里算不上什么新闻，这个老干部休养所隔三岔五地就要送走一位老人，何况老荣已经82岁了，高寿，白喜事。院子里的其他老人，该散步的继续颤颤巍巍散步，该早睡的依旧看完新闻联播就睡觉。

住院的几年里，老荣花了100多万，当然，都是国家掏的，用起来也没谁心疼，老荣不心疼、家人不心疼，医生护士更懒得去心疼。当老荣的孙女得知爷爷治病花了一笔巨款后，惊呼“现在看病这么贵呢！”显得初入社会般、或是刚从国外回来，实际上她一直都生活在物价极高的北京，而且成年已经差不多10年。中国从多少年前开始就看病贵，不用亲身体验，看新闻也看得差不多可以被洗脑了吧。“那咱以后怎么也得混个厅级吧，看病不花钱。”孙女对做公务员的孙女婿感叹。

老荣倒不是厅级，可他也能花国家的钱。不是他有什么特殊身份，只是在部队待了一辈子，那里不论科处厅部，老荣离休前是正团级，到年龄后照例提了半级，享受副师级离休待遇。以1949年10月1日为界限，之前参军的算离休，之后参军的算退休。老荣很幸运，只比界限时间早了几个月，那年他还未满18岁。

比他更幸运的有吗？有，当然有。一大堆早他几年参军的人，战场都没上过，过着和平年代的生活，离休后享受着战争岁月带给他们的荣光，还有工资。老荣参加过几次战争，还好，管钱的官，不用蹲战壕拼刺刀。战争哪有那么规矩，打乱了的时候，前线变后勤，后勤变前线，老荣也结结实实地遇到过几次危险，差点丢了命。他一度顶看不起那些没打过仗的离休老头，比如现在还在大院里颤颤巍巍散步的。

老荣下葬了，骨灰盒上盖了一张佛教仪式用的花丝巾，质地很好，颜色很足。这不是老荣的意思，老荣把这类行为都斥为“瞎闹”。噢，不，并不是因为他是共产党员；噢，不，他确实是共产党员。老荣没有虔诚的信仰，参军是为了有口饭吃，何况参军后的很多年里，组织上都没批准他入党，“上海人都不准入党”，老荣对这个事一直耿耿于怀。

但他死了，由不得他了，那张花丝巾就整齐的覆盖在骨灰盒上了。花丝巾也被镇压了，一张党旗最终露在了最外面。都说了，他死了，由不得他了，那是老干所安排的。

临终前，老荣还在听着佛教音乐呢，一个小小的播放器，放在老荣床头，离他耳朵只有两个拳头远，循环播放着慈悲的声音。好在老荣已经病入膏肓，无暇顾及，否则健康的老荣肯定会被慈悲的声音吵得无法安睡。那是老荣的二儿媳放在床头的，她说那声音“对爸好”。老荣病痛减轻时，对这个播放器表示过强烈的抗议，“瞎闹”；播放器一度消失，但老荣病重时，它又回来了，“对爸好”。

事实上，老荣极少对二儿媳摆脸色，即便是生前他的房间被二儿媳布置了香炉、画像、播放佛教音乐的播放器，这对脾气又臭又硬的他殊为难得，因为他太喜欢他的二儿子了。天下的父母好似都是这样，父亲欣赏有出息的孩子，母亲怜爱生活拮据的孩子。

二儿媳用她自认善良的方式回报着公公，例如那个披在骨灰盒上的花丝巾，下葬那天清晨4点，她还不忘嘱咐丈夫，一定要记得给公公披上花丝巾。

老荣化好妆了，躺在追悼大厅里等着大家。基本到齐，战友、朋友、牌友。按照中部地区的习俗，12点之前必须完成追悼会和下葬仪式。

8点未能准时开始仪式，老干局的领导还没到，下属不断在打电话追问行踪，并实时播报，“下高速了”、“快拐到路口了”。老荣的大儿子发火了，“让我们这么多人等他一个人。”大儿子的朋友劝到，这你就不懂了，人家是领导，该等还是要等。做公务员的二儿子主张应该等，但他只在一旁抽烟，不发表言论，他不愿意和哥哥对话，兄弟俩没感情，聪明人不愿意去和愚蠢人纠缠。

下属再打电话催促时，领导挂断了电话。在等与不等的议论中，高高瘦瘦的领导终于到了，40多岁的领导，大厅里一半以上的人年龄是他的两倍。他请老荣90多岁的老同事第一个上前鞠躬，老同事谦让了一下，请领导先走。领导没有谦让，可能时间太紧迫的缘故。

领导和老干部们鞠完躬，该小一辈的了，四个汉子齐齐磕了头，“文革”时，他们的父母挨整，几个孩子一度吃住都在老荣家。

园陵工作人员在朗诵着下葬前的悼词，没人会认为那声音富有感情，无论让谁几年来天天念同一篇悼词，声音都会比这个工作人员的更机械。工作人员一边进行着下葬仪式，他随身带的播放器里播放着《大悲咒》。“哎，《大悲咒》哎，放的《大悲咒》。”老荣的二儿媳听见音乐后有点兴奋，声调拉高了几度，这个环节并不是她安排的，所以有种他乡遇故知的感动，她向旁人介绍着，仿佛《大悲咒》是她家亲戚。

有点不严谨，应该问问下葬者的信仰，万一躺在盒子里的人是穆斯林或者基督徒呢。管他呢，反正他死了，由不得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