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臣不可为》

五千年文化史中，不知有几多文章，因作者而流传千年；又有多少作者，因所著文章，而于史上留下姓名？！

清雍正年间的《功臣不可为》一文，便属于后者。其作者乃一位名唤汪景祺的清客。

汪景祺出身于杭州的世家大族，其父汪霖在康熙年间官至户部侍郎。不过汪景祺应试能力不行，屡试不第，四十多岁才考中举人，一直没有做官，只得以入幕做清客为生。

就是这样一位老举人，凭此文在历史上，留下浓重一笔——皇帝下旨将其枭首示众，妻儿等近亲属发配黑龙江，与披甲人为奴。

那么这篇文章到底说了些什么，竟然把皇帝气成这样？！

其文为：

“鸟尽弓藏，是自古以来的常态。历代评论者崇尚君主，无不批评功臣功高震主，不知道收敛韬晦。

其实功臣下场悲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他们自己的原因，而是君主的缘故。那些猜忌功臣的君主本身才具平庸、性情怯懦，见到边疆烽火、贼寇狼烟，就吓得魂飞魄散。当豪杰大将平定叛军后，做君主的先是喜出望外，对功臣待如上宾。但转念一想：敌人这样凶悍，尚能被此人消灭，万一他哪天起了当皇帝的心，反叛于我，还不是探囊取物？有此一念，疑心顿起。再拿起功劳簿一看：斩首几十万、拓地几千里、招抚多少部落、俘虏多少人口。好家伙！这么大本事的人睡在我卧榻之侧，那还得了！于是庸主由猜疑而畏惧，越发对功臣警惕起来。

另外，功臣既然建立奇功、荣膺高爵，自然免不了有小人逾越礼数、阿谀奉承。而功臣在外建功之际，又多与在朝中的实权派人物有所冲突，比如管人事的嫌他肆意举荐、滥赏冒功；管钱物的骂他报销违规、私藏缴获。总之，办大事的人，哪有不落下一堆小把柄的？争宠者随便挑出几个挑拨构陷，就足够触君主之怒了。

功臣自谓是国家柱石、受恩深重，讲话也比一般大臣更直率一些。忠言逆耳，君主自然更不爱听，心生厌烦。几下里凑起来，功臣便让君主又疑又畏又怒又厌，他还能有个好结果吗？

历史上种种事例都昭示着，君主暴虐猜忌，或者逼迫功臣养寇自重，或者因为屠戮功臣自毁长城，这样的国家没有不败亡的呀！”

单就文章而言，本文也没什么出奇之处，无非发些“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怨言罢了。可问题首先是，它所诞生的时代不对，“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失望之冬”，这是一个连“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都能成为反诗的时代；再加上，他替之发怨言的这个人，不是个一般人。

这个人便是他的东家——与当朝皇帝有郎舅关系，并被皇帝深情地称之为“恩人”，略涉历史的朋友，应该可以一语道出：年羹尧。

这篇《功臣不可为》的文章，正是年氏的清客汪景祺献于自己东家，以古讽今，叙说主人委屈，以表现自己丸主发声的忠心。包含此文的《读书堂西征随笔》，刻印完毕，便被汪景祺送至年羹尧手中。

估计写文章的老举人和收到该文的大将军，谁也没有太把它当一回事。毕竟老举人文思似泉涌，一生不知写过几多吹捧文章；而风光无限时的年大将军，收过的马屁文章，没有上万，也有几千。

所以，当年大将军预感到妹夫皇帝可能要对自己动手，就将所有重要书信、书籍付之一炬，而这本《读书堂西征随笔》却被他忽视，好端端的扔在了角落垃圾堆中。

负责抄家的官员在抄检年羹尧的内室、书房所有来往书信、书籍时，一无所获，直至抄到“粗重家伙”和垃圾堆时，竟然翻出了两本《读书堂西征随笔》。待至瞧到《功臣不可为》等篇目后，抄家官员如获至宝，称其“甚属悖逆”，感到“不胜惊骇”，立即将该书送入宫中。

雍正阅后，差点没背过气去，直接在众人面前，破口大骂。当然雍正自称，其一腔愤怒，下令诛杀老举人，是因为汪书中，有诽谤诋毁其父康熙皇帝的内容，而非这篇转着圈骂自己才庸、意怯、猜忌、暴虐的《功臣不可为》。但可以想见，正在处理年羹尧案的雍正皇帝，看到这篇文章时，气急败坏、咬牙切齿劲，应该属于被踩了尾巴的猫，打中七寸的蛇。

从岳飞到于谦，立下不世之功，却无辜命丧君主之手；自郭子仪到曾国藩，力挽狂澜，拯救天下，却胆战心惊，堵门而居……试问跟随高祖刘邦征战的诸王，有谁平安传后？！追随洪武皇帝平定天的悍将，有谁平安着陆？！

所以说，这篇文章，虽有老举人长久压抑的偏激之诉，但实话实说，它还是很有道理的。

附原文：

功臣不可为

鸟尽弓藏，古今同慨。论者或谓功高不赏，挟震主之威，不能善自韬晦，故鲜有以功名终者。予曰不然。天步艰难，干戈鼎沸，粮饷挽输于外，库帑耗竭于中。其时节钺重臣，为国奋身，不顾万死一生，昼食不甘味，夜卧不贴席，孤军累卵，出入锋镝之间，或身历戎行，或运筹帷幄，虽父母妻子亦弃之如遗。幸而告厥成功，九重不致旰食，举酬勋之典，受殊爵之荣，位极人臣，威拟王者，又可所苦而反乎？横加猜疑，致成嫌隙。进不得尽其忠节，退不得保其身家。抚驭乖方，君臣两负。呜呼！千古之豪杰英雄所为槌心而泣血者也！ 彼夫猜忌之主，其才本庸而其意复怯。当贼寇昌炽时，望烽火则魂惊，见军书则股栗。忽有奇才异能之臣，起而戡定群凶，宁谧四海。捷书一奏，喜出非常，七宝庄严之殊礼宠遇之。迟之既久，则转念曰：敌人如此其横肆，兵事如此其周章，而此臣竟翦灭之，万一晋阳之甲兴，谁复能捍御者？于是而疑心生焉矣。既而阅所上纪功册，某处斩首几十万，某处拓地几千里，某处招抚若干，某处虏获若干，心胆震惊，魂魄荡慑，于是而畏心生焉矣。既建奇功，复膺异数，位崇五等，礼绝百僚，内外臣工以其为朝廷所重也，无不敬而奉之，谄佞小人趋承恐后，长跪叩首，待之逾于常礼。而且题官则嫌其专擅，奏销则防其冒滥，叙功则憾其诈伪，卤获则谓其私藏，触处挂碍，争宠者又从而构之，于是而怒心生焉矣。彼自谓受恩既深，以忠荩为报国，怀光欲去卢杞，李晟思慕魏征，而爱昵不可遽除，忠言不能入耳，反恨其无礼于君，恃功骄横，于是而厌心生焉矣。疑也，畏也，怒也，厌也，以此四者待功臣，有不凶终而隙末者乎？ 郭子仪以酒色自晦，仅能保首领以殁。李光弼遂至拥兵不朝，几失臣节，下之未有不麾军犯阙者矣。仆固怀恩恐贼平宠衰，遂奏留田承嗣三节度。刘巨容追黄巢，几获之而纵其去，曰：“国家喜负人，不如留之以为富贵之资。”而唐社遂屋，虽由臣节之未纯，亦猜暴之主有以致之也。杀道济而长城坏，害萧懿而东昏亡，洪武戮开国诸臣如屠羊豕，靖难兵起，而金川不守，可胜慨哉！可胜慨哉！

三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