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念错字不可怕

今天，几乎所有的微信群里都在发北大校长（浙大前校长）林建华念别字的短视频。

朋友圈里被各种吐槽文章刷频，如《中关村三大”白字校长“，今天终于凑齐了》。

我也忍不住在朋友圈发了两条吐槽：1.从今以后，清华人大的校友们心理平衡了。2.复旦校长抓紧，不要让交大抢先入了”四大“。

坦白说，清华校长顾秉林教授不认识的那个字（抱歉我打不出来）我也不认识，厦大校长不会读的”黉门”的“黉”我也不会读，人大校长纪宝成误用的“七月流火”我也是看新闻才知道这个成语不是形容天气热。

我还是个文科生。我还读到了博士。

在这三者之中，清华和厦大的校长是在毫无准备地情况下要念字的，怪不了秘书。我觉得怪校长不认识生僻字，未免有求全责备之嫌。

人大校长纪宝成是首位倡导成立国学院的大学校长，稿子是秘书写的，误用成语的责任在秘书，人大文科教授的水平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人大也不会奢侈到让中文系的教师甚至教授去写讲话稿。纪宝成校长虽然倡导国学，自己似乎并不是搞国学出身（经济学硕士，代表作《商业活动论》），对其国学素养也不应抱过高期待——倡导者未必是专家，南怀瑾先生虽然一直在讲国学且门人众多，但正如张中行先生等诸多学者指出的，其著述中硬伤累累。

“鸿鹄志”的“鹄”对我们这代人来说，不能算是生僻字，因为中学语文课本里就有。

林建华校长读中学时的语文课本里有没有这个字，我没有考证。如果没有，那对他来说，也可以算是生僻字了。如果有，我们如果要“以恕己之心恕人”的话，只能说林校长当年可能有点偏科。

我的核心观点是：念错字不丢人，重要的是念错字以后的态度
。

我在海南省委组织部研究室工作的时候，我们部门曾经承办了一次全国性的会议。在会议致辞中，当时的组织部长方晓宇同志念稿子念到“海南于1998年建省”时，赶紧站起来对观众举了个躬，道歉说：“不好意思，我念错了。”

我当时在台下，心想部长这是昨天接机接得太晚，才会眼花了么？（当时中组部的领导是下班后才坐飞机从北京飞海口，部长去接机并送到酒店已经是一点多了，酒店在西海岸，离失去很远，估计回到住处要两点多钟了。）怎么会犯这种“1940年鸦片战争”级别的错误？

这篇稿子是我的同事写的，引用了不少跟海南有关的冷门诗词，生僻字也很多，部长虽然是历史系毕业的，也念得磕磕巴巴，我们在下面听得都累。

开完会，领导走出会场，把我们研究室的主任叫过去，脸色铁青，当场发飙：“这稿子谁写的？告诉我名字！我有两个意见，第一，1998年建省这种错误不可原谅；第二，用的冷僻诗词太多，诘屈聱牙，念起来太累。””

我才知道不是领导念错了，真的是写稿子的同事打错了。

当时的研究室主任，现在也已经退休了，当时的反应让我敬佩不已——面对部长的雷霆之怒，他没有说出下属的名字，而是主动承担责任：“是我的责任，我把关不严。”

当时在场的我们这些年轻人，从来没见过大领导发火，都捏了一把冷汗，心中对主任是无比佩服。

事后我去看了讲话稿，真的印的是“1998年建省”！

说起来，这篇文章用了这么多冷僻诗词还跟我有一点关系。这位写稿子的笔杆子知道我爱看书，曾问过我有没有关于海南诗词的书。好死不死，恰好有个海口市台联的同学送了我一本历代海南诗词的书。我从书柜里拿出来给他后，就被派到酒店里去做会务了。

给领导写稿子，我们都是三校的，我通常是第三校。稿子出错，不仅是写稿子的人的责任，校对的人也有责任。那次我正好被派去做会务，校对的事情没参与，所以稿子出事，我是没责任的。当时负责写稿子和校对的三位同事，现在仕途发展都很不错，写稿子的早就是县委组织部长（正处级），另两个留在省委组织部的，一个是调研员，一个是副处长，不知他们是否还记得当年老主任在部长面前保护他们的所作所为。

那一次的经历，让我知道领导读稿子之前，真的是不会先看一遍的，也没有让自己的秘书看一遍。

那一次的经历，让我知道一个中层领导应当如何在大领导面前承担责任，保护自己手下的年轻人。

那一次的经历，让我知道再大的领导，念错字没关系，关键是及时承认错误，改正错误。

古人说的好：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

“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

对君子来说，承认错误（口误或眼花）是最明智的选择。

中国人的传统观念，再大的错误，只要你承认了，改正了，别人再穷追不舍就显得枉为小人了。

但是如果希望通过时间来淡化一切，那就是最差的公关策略。因为下一次复旦校长（交大同济千万不要插队）念别字的时候，你又会被翻出来凑成“四大白字校长”……

最后，向过而能改（即使这不是他的错）的方晓宇部长致敬，每次去北京出差，只要有时间，我都会去八宝山探望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