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比杂芜的心绪

                     

很久很久以前，读过村上春树的一本书，书里的内容都忘了，只记得书名叫《无比杂芜的心绪》。

无比杂芜的心绪——多好的、多适合的、多贴切的一个短语——用来形容当下的心情。

长长一列封控区列表，天天滚动的确诊名单，时时跳出的各种疫情消息，让生活变得杂乱，让心境变得荒芜。困兽犹斗，是身体上的，也是心理上的。极不习惯这样非正常的生活，用各种办法来抵抗，仅此而已。

吃饭、读书、上课、运动，这些普通的事情，都在特殊的情境下，有了别样的体会。

把一些生活的片段记下来，勾连起脑海里的一些回忆，就好比深海潜水器沉到海底，带起泥沙，透过探测器，窥探哪些神秘的刻在脑沟里的幽灵般的画面。

跨越时空的大盘鸡

“今晚就一个菜啊，凑合吃。”

老婆从厨房捧出一个瓷盆，满满一盆大盘鸡。三个大人两个娃，吃了一大半，实在吃不下了。

一个广西女人做的大盘鸡，不是时空中的味道，不是。

时光倒回二十年前，北京，新街口外大街16号，我大一。

我的身份证上写的是回族，因此我的饭卡可以在西北餐厅刷，和回族以及维吾尔哈萨克族的兄弟一起吃饭，其他汉族学生是不能的。

我喜欢西北餐厅里的饭菜。

三元一碗的牛肉拉面，面劲道，薄薄的牛肉片铺了一层，芫荽和蒜苗洋洋洒洒，端在手里，暖暖的，香气扑鼻。

每个月月末，伙食费不够了，我就靠着这三元一碗的牛肉面度日。我眼巴巴的看着拉面师傅撑面、下面、捞面，总盼着他给我多洒几片牛肉，可他却总是那么精确，精确到几片肉可以盖住面都计算过，手一抓，绝对准。

倘若能出五元，就可以吃到抓饭了。新疆特有的黄萝卜，被羊油激发出色彩，油汪汪地附着在米粒上，看上去就充满了醇厚的食欲。

拿着勺子舀着抓饭，一勺勺送到嘴里，油脂包裹的饭粒在舌头上打转，咀嚼着，能清晰感受到羊肉、黄萝卜、皮牙子和米粒融为一体的全过程。

至于牛肉烧土豆六元一份的价格，让一般的学生都望而却步，学一学二最贵的肉菜，在当时也没超过五元。

让全校学生都着迷的，是西北餐厅的大盘鸡，这也是西北餐厅为数不多的，对全校师生敞开供应的菜。当然，非穆斯林的学生，得过了正常饭点，才能到西北餐厅里来吃。

吃来吃去，也只有大盘鸡，符合各地学生的口味。

从最初入校时的三十元，到毕业时的六十元，大学四年，大盘鸡的“身价”翻了一倍。

盘子还是那个盘子，味道还是那个味道，价钱，尽管一路上涨，也都还算对得起那个味道。

大块的鸡肉，大块的土豆，稍小块的洋葱，一分为四的青椒与红椒，覆盖着盘底的裤带面，构成了西北餐厅里的大盘鸡。

两人吃撑，三人吃饱，四人够吃，这足以看出这盘鸡的分量。

一盘鸡里有肉有菜有面，搭配均匀，价钱还挺公道，适合经常腹中空空的穷学生。在师大，请人吃大盘鸡，没人会拒绝。

我也不知道妻子怎么学会做大盘鸡的，她做的大盘鸡里，也是那些配料，但味道和时空里的，就是不一样。

“我没有放孜然粉、花椒这些配料，我觉得那样口味太重了，可能娃吃不了。”

妻子的话提醒了我，西北餐厅里，总有那么一股子孜然味。我们宿舍斜对面，住了一个新疆哥们，每次我进他们屋，也总感觉有种独特的味道，具体什么味，也说不清。

一个炎炎夏日的午后，我们宿舍的吴诗人在水房里赤裸着身子洗澡。一桶桶凉水从头浇下，他又唱又跳，好不欢乐。新疆哥们下午没课，午睡起到水房洗把脸，抬头见到阳光中金灿灿的身体，惊讶大叫起来。

后来我和吴诗人到西北餐厅吃大盘鸡，那新疆哥们一个劲朝我们这边打量吴诗人，还和旁边的新疆兄弟说着什么，表情严肃，让我感觉穆斯林是不是对身体有天生的敬畏。

俱往矣......十多年后，再次回到师大，大盘鸡没有了记忆中的味道。倒是当年那些哥们，十多年没见，一见还是那模样，就是脸上沧桑了些，肚子挺了些，谁又不是呢？

登顶后的心境

登山成了疫情之下一种最佳的放松方式，深圳十峰已经登顶超过一半，爬每座山的感受都不太一样，但登顶后的心境是相同的，那就是——哦，爬上来了，仅此而已。

石岩解封，春光明媚，驱车到阳台山脚下，四个大人带着三个娃，沿着山道往上爬。

三个娃就喜欢走土路，不喜欢平整舒缓的登山道。土路旁有小溪流，叹息还没有入夏，不好玩水。

阳台山比想象的要高，爬到风门坳，大人们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三个娃却兴致勃勃，模仿桃园三结义，在石牌坊下作揖。

登顶的一段路很陡峭，三个娃里最轻巧的骐骐一路跑在前面，我跟在后面吭哧吭哧地爬，汗衫被浸湿了。

“爬得好高啊，落日好圆啊！”骐骐指着太阳，阳光透过稀薄的灰霾照过来，山脊上，是一道道公路。

终于登顶，时间不早了，想领着娃快点下山。三个娃攀上石头往远处看，深圳也是很大的吗。

下山到了一半，天已经完全黑了。举着手机照路，好不容易下到山下，如释重负。

还记得大概八年前，也是一个下午，从泰安站出来，坐公交到泰山脚下，开始往上爬。

入口处的工作人员提醒我们，要赶在缆车关闭搭上缆车，不然天黑了往上爬就难了。

一行人一路往上，赶上了最后一班缆车，到达岱顶。在山顶一家逼仄的小餐馆里点了几个菜，靠着三碗米饭吃饱了。那时是十一月，挺冷了，山顶的小旅馆没有暖气。被子倒是很厚，不过一股味道，只好穿着外套，搭着被子，靠着枕头对付了一夜。

第二天很早就醒了，准备看日出。煮开余下的一瓶纯净水，泡了一杯茶。看着氤氲腾起的热气把窗上的薄霜化开，晨曦的蓝透窗而入。

那天云雾缭绕，太阳不见踪影，但登顶的心境开阔辽远，多少年后翻起那时拍的相片，仍能感受到眉宇间的欣喜。

听雨，会应年岁的不同生发出不同的感受，爬山，又何尝不是呢？

读长篇的定力

有了手机的干扰，读长篇的作品变得困难了。但是每天还是想读点书，特别遇到一本好书，就一定想着读完。

读大学那会，有一个学期外国文学课主要讲苏俄文学。我从屠格涅夫读起，《猎人笔记》、《罗亭》、《春潮》，屠格涅夫的小说都不太长，还好读下去。到读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变得有些困难了。上下两册厚厚的，草婴翻译的《安娜.卡列尼娜》，我读了两个多星期。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我居然也读完了，虽然现在基本全忘了，但还是很佩服当年自己那种阅读的定力。

校园里读书的氛围还是好，吃完晚饭，最好六点就赶到自习室，不然就没位置了。条件好的教七、教九，六点半后就一位难求。我当时很奇怪为什么自习要隔一个位坐，有一次我去晚，直接坐在了最后排一位男生的旁边。他很惊诧地抬头看我，我点点头，继续看我的书，我们就这样靠着坐了一晚。

后来不知道听了一个什么讲座，老师讲到在西方，人们特别注意社交的距离。距离太近，会让传统的西方人赶到极度的不适。我想，这种社交距离，在校园的自习室里，也是存在的。

在校园里久了，我和吴诗人找到一个宝藏自习室，在化学楼的五楼，是一个只有二十个位置的小教室。平常研究生会来上一些小课，晚上基本没人来自习。

冬天，我和吴诗人关上门看书，教室里暖洋洋的，灯光也亮堂。但总会有一些闯入者，推开门进来看书。我俩心生一计，在黑板上写下：今晚8点有课。过了8点，我们就把8改成9。这个小计策果然“劝退”了一些想进入教室的人，不过有个壮汉不吃这套，每晚8点左右，就走进教室看书。

一晚，我和吴诗人11点才离开自习室，壮汉在我们背后说了句：“两位同学明天还来看书吧，我在做博士的毕业设计，实验室就在旁边，整天见不到几个人，你们来陪陪我也好。”

原来读书也是要人陪的，现如今读不进长篇，除了外界的干扰，另外的原因也是少了陪伴。

网课期间，有些老师陪着学生“云读书”。打开摄像头，我看着你，你看着书，是奇特的一景。

最近读完了齐邦媛的《巨流河》，这是一本“巨作”。情感的充沛，人生的离乱，文字的诗意，精神的执著都让我感慨万千。

个人史是历史中的一粒尘埃，但这尘埃，却点亮了灰暗厚重的中国百年。

齐邦媛，出生于1924年，至今仍在世。从巨流河到哑口嗨，她的人生告诉我们，对生活保持热爱，拥有恒久的定力，一切都会好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