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农历乙亥年润八月，让紧随其后的丙子春节，来得比往年要晚一些。常言道：等人见久，等吃见丑。这箴言对于等待转岗的人来说，同样适用。
尽管我国已经采用国际社会大多数国家通用的公元和公历作为历法和纪年，但年度任务的分解与落实、人事任免和岗位调整，都是在春节后才揭开面纱。最有说服力的当然是全国两会的召开，时点都固定在3月上旬，妥妥的春节后。
由于二月中下旬才过春节，节前的五十多个日夜，便有了漫长的感觉，让我产生度日如年的烦躁和不安。因为领导班子的调整，领导们的分工随之变化，接踵而来的自然是部门负责人的大调整，否则人们也不会有“一朝君子一朝臣”的谶语。
尤其是调整后分管办公室的行长，更是时不待我、毫不犹豫地提前进行人事布局，将其“意中人”提前安排到岗。只是难熬也得熬，还得带着微笑，谁让我没有和珅那套迎合“主子”的本领呢？
要知道，接管办公室领导权的，就是分管政工部门的领导。由于在上年的政工会议期间，我没有迎合他的意图，“拒绝”了帮其写总结讲话的要求，他还会给我好果子吃吗？
领导也是人，还是军人出身。军人的处事方式，就是将不服从者“驱逐”。他怎么可能不提前布局，让我从他的视线中“消失”。
姗姗来迟不等于不来，迟到了也会按时离开。除夕的前两天，我和几名同乡一起，拖家带口，重回故里，陪着亲人欢度新春佳节。欢乐、祥和的节日，瞬间便从我们的身边溜走，告别年迈的母亲，重返工作岗位，继续忍受等待换岗的煎熬。
随着省行经营管理办公室的组建，行里便一步一趋地组建了对口的部门，转岗的事才终于尘埃落定，到新设立的经营管理办公室继续任副职。
由于是新设立的职能机构，又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其职责范围、工作内容，连设立此机构的上级行，都没有明确的定位和职能，需要自己去思考，去“创造性”地开创。
自然而然，从上到下，都存在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只能边干边思考、摸索、总结，寻找准确的内部定位。
在我看来，就是干部太多，“座位”安排不下，便增加几张椅子，让大家都有位子坐。也就是说转岗后的自己，差不多已经边缘化，成了多余的、可有可无的人。
无论你怎么描述这个内设机构的职能作用，总是或多或少地会与办公室、调研信息科的职能作用重叠，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尤其是这三个机构在基层支行层面，对口的部门都是办公室。除了菩萨多了，需要安排位子，你还能找到更科学的解释吗？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新岗位的工作量，没办法同办公室相比拟，处在无事可做的尴尬状态，就连分管领导也不知道怎么安排我们的工作。
需要增加岗位，安排位子的人并不在少数，新设立的部门还有党办。一位基层行一把手任期结束后，被任命为党办主任。不知道是有人主动向他“检举”，还是他调阅了大家的档案，他知道当时的我是民主人士，便主动上门找我谈心。
不得不为对方角色的转换能力所折服。说是谈心，其实是上了一堂生动且有趣的党课，帮我重新唤起加入党组织的初心和激情。几天后，我的入党申请书，就递交到了科室所在支部的书记手中，请求组织考验和培养。
其实，十年前，在初为人师的时候，我便向学校的教师支部递交过入党申请，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申请递交后，竟似泥牛入海，没有激起一点涟漪，得到任何反馈，让人摸不着头脑。
以致于在调离学校后，民主党派的老同事竟然上门找我，动员我加入他所在的民主党派。由于首要且唯一的目标是加入共产党，面对同事的盛情邀请，耐心动员，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旗帜鲜明地表示：“即使此生得不到共产党的认可，我也不会考虑任何民主党派”的观点，让老同事在失望和尴尬中告别。
或许是申请的意愿强烈，且工作态度诚恳，能力不弱，支部收到申请后，在当月的支部大会上就一致通过，将自己列为积极分子，进行重点关注和培养，很快就通知我参加市直机关组织的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
为期一周的党章、党纪、党员、党务基础知识，以及党的发展史等内容的培训，让我的信念更加坚定。培训结束后，便及时向支部书记汇报了学习情况，递交了学习心得。书记肯定了我的态度，鼓励我继续努力，争取早日达成心愿。
由于培训时间太短，又是连续式教学，组织者没有让大家交流，也没让大家作相互介绍，上课即到，下课即走，大家也就没有互动的时间和机会。一周的学习时间结束，都不知道同自己一起参加培训的都是谁，那里还谈得上结交新朋友。
也许是因为部门无法定位的结果，或者是我负责的宣传工作一时半会没有人愿意接手，还可能是习惯了忙碌的我闲不下来，宣传职责竟然随我“转移”到新的部门。无论是职业记者来访，还是内部有了需要宣传的素材，第一时间联系的一定是我，由我撰稿或组织、协调共同完成。
办公室几位有新闻写作意愿的小同事，大概是见我主动写的新闻稿出现下降的趋势，就利用工作之便，依据有新闻价值的材料，改写成新闻稿，送到我的面前，请我“斧正”。
刚开始自然是“悉心指导”，毫不客气地对稿件进行大篇幅的修改后，退给他们。他们将稿件重新抄写后，也不征求我的意见，便将我的名字署到他们的名字之前。见报后，我才发现自己又出了“成果”。
经过数轮写写划划的往来之后，他们各自都掌握了新闻写作的技巧，送来的稿子也不需修改，再后来就是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将新闻稿件联合署名，直接投给报社、电台，被采用的比率还超高。其结果是自己在省级以上报纸、电视台、电台上不断发表新闻稿，其数量比专司宣传职责的上年相差无己。
部门职责尚未厘清，春天的气息便悄悄降临。在桃花似火枊如烟的季节，我被选派到市委党校参加科局长进修班，再次过上学生生活。来自全市近百名科局长参加了培训，我被分配到一班。全班48人，年龄最大的51岁，共3人，年龄最小的27岁，我属于“中间派”，但又低于平均年龄，算是偏“右”吧。
上课不久，我在教室里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影，原来是当年在文昌阁下相识的老同学，一位当年在篮球场上叱咤风云的主力，此时他担任所在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只是没想到毕业十几年后的首次重逢，竟然还是在追求知识的教室里。
十多年没见面的老同学相逢，我必须得尽地主之谊，还邀请了几位同城的同学作陪。这行为牵一发而动全身，得知老朋友前来，同学们便轮流坐庄，我反而成了“召集人”，通知到大家到某街道的某同学家里去相聚。
当然，也结识了一批新的朋友。除了来自家乡的父母官之外，还结识了一批，过去没有打过交道，但却同在孝感，又都是财经口的同行们。从此，揭开了我们相知、相惜、相契、相互牵挂的时光。
两个月的学习时间，除了更新学历教育中的政治、经济等知识外，还重点强化了科技方面的教学。大概是绝大多数同学从事的都是经济和行政工作，加上当年电脑的普及程度有限，对科技方面的学习都很淡漠，教学没有作业、晚上不上自习，还有三分之一的人走读，以至于当年学习的科技内容是什么，早已没有印象。
结业前，我们财经口的同学，集体当了一回东道主，与任课老师来了次近距离接触。在感谢老师传授了知识，帮大家答疑解惑后，到同学所在单位的职工活动中心，去展示了一下才艺，比拼了一下嗓音。师生们无拘无束地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
党校结业回到行里，为真正发挥部门职责，履行岗位责任，我多次到分行主管部门去请示，在本行找分管行长汇报工作思路、安排及推进效果。但由于始终没有明确的职责划分，理不出头绪，找不准位置，无法全身心、开拓性地开展工作。
除配合全行的中心工作、行长或者分管行长交办的临时性工作外，几乎没有完成具有重大意义的任何工作。究其原因，大概是怕自己的手伸得长了，脚踩过线了，动了他人的奶酪，被同仁们诟病。
按理，工作任务减轻了，应该有更多的时间研究日常工作中的重点问题，进行一些应用分析，撰写专业文章才对，遗憾的是除了新闻稿件，在留存的资料中，竟然找不到任何专业论文发表过的证据。
依据自己对论文的把控能力，以及论文投稿（含本级银行举办的内部刊物）较高的命中率来看，要么一年没有写论文，要么就是发表论文的刊物级别太低，根本不在收藏之列。现在看来，应该是没有写作论文的可能性更大。对于为什么进行专业思考，现在是一头雾水，百思不得其解。
能当作大事记录的，也许就是《感谢编辑》一文，获《城市金融报》“我与城市金融报”征文三等奖；另有《改革与管理同步，治标与治本结合—孝感工行搞活信贷资产见成效》一文，被《城市金融报》“银行管理纵深行”专栏选用。
秋高气爽的时候，我报名并参加了省分行组织的英语考试，目的是为申报高级职称做准备。只是无论考试结果如何，行里的评审会，都不可能将我作为符合标准的候选人，上报上级评审会，也就是说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其结果自然是没有结果。
当时，由于指标有限，能够取得高级职称申报资格的，都是关键人物，“责权对等”。说白了就是二级分行一级的行领导，以及部分支行老资格的行长或主要业务科室负责人。象我这种连正位都没坐过的人，又怎么可能加入申报队伍，取得申报资格？唯一的作用就是陪考。
就这样，在转岗之前是等待的煎熬，莫名的烦恼，转岗之后是职责不清的迷茫，工作的无序。无厘头的折腾，当然出不了什么好的结果。在浑浑噩噩的困惑中，迎来了1997，迎来了香港回归的倒计时。
边缘化的转岗，没有给我带来新的激情和斗志，出现在眼前的全是迷茫和困惑，当然不可能取得什么大的成效。我只有在无序中摸索，在原有的职责中挣扎，在寻找新的突破中，迎接着未知的明天。
这一年，全国人大批准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刚要》，这是一个指导全国跨世纪发展的规划；中国的钢产量突破一亿吨，为世界之最；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在北京举行，驻港部队组建完成，为香港的和平回归，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年，伴随着国有企业的大面积上市，“抓大放小”成为主流媒体出现频率最高的词，而“抓大放小”的背后，则是一个让中国企业家们豪情万丈的“世界500强”梦想，以及方兴未艾、狂飙席卷的多元化浪潮。
这一年，我先后两次参加了两级党校的学习和培训，还再次向党组织递交了申请书，成为积极分子中的一员，接受着组织的考验；但日常工作却相对处于瓶颈中，专业写作更是零成果，可依然因为“工作成绩显著”，再次被评为机关先进工作者，不知道这先进自何而来，有何贡献。
这一年，流行的歌曲是臧天朔版的《朋友》，尤其是在K厅，经常引起合唱的共鸣，我也经常加入合唱的队伍；最火的电视剧是《宰相刘锣锅》，尽管我没有追剧的习惯，但也经常会住足观看；最振奋人心的体育赛事是在亚特兰大举办的第26届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以16金、22银、16铜排名金牌榜第四；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的步伐，我国的体育事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体育健儿开始在世界赛场上，展示中国风貌。
这一年，报刊上出现频率最高的词，除了抓大放小、上市、多元化之外，还有浓缩的是精华。
（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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