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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才女——萧红短暂而多舛的人生，仿佛天空中的彗星，存在的瞬间，发出了耀眼的光。
丁玲在《风雨中忆萧红》中说：“人的伟大也不是能乘风而起，青云直上，也不是能抵抗横逆之来，而是能在阴霾的气压下，打开局面，指示光明。”丁玲还说：“我们在西安住完了一个春天。我们痛饮过，我们也同度过风雨之夕，我们也互相倾诉。”由此可见，萧红是丁玲眼中“能在阴霾的气压下，打开局面，指示光明”的——人，朋友，女作家。
许广平在《忆萧红》中写道：“他们爽朗的话声把阴霾吹散了，生之执着，战，喜悦，时常写在脸面和音响中，是那么自然，随便，毫不费力，像用手轻轻拉开窗幔，接受可爱的阳光进来。”还说“爱笑，无邪的天真，是她的特色。”可以看出，在鲁迅夫人的记忆中，萧红是天真、自然、真率还能带来阳光的人。
今天，有文青说：“为什么你遇人不淑？为什么你一直没有职业？”
而我要说，萧红生活在20世纪30年代——那是一个大时代。在那民族危亡的时代，萧红，一介弱女子，在饥饿中奔走、呼吁进步青年宣传抗日。已经是民族的大幸啊！
有人说，女人是书。我想，好书一定翻看的人多吧。历史告诉我：一定。
有人说，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一定有三个爱着她的男人。我想，有四个或五个男人爱着的女人，一定会走向更大的成功吧。生活告诉我：未必。
俗话说，女子无才便是德。我想，放眼20世纪的中国文坛，有几个女子能与萧红等量齐观？在我看来冰心、丁玲怕犹不及。可等量齐观者，唯张爱玲。
有学者说：“她是一个天才，但是一个没有经琢磨过的天才。”我认为说的太好了。和她同时代的丁玲在《风雨中忆萧红》中说：“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时显得稚嫩和软弱的缘故吧。”天真、无邪的她，真如一块未经琢磨的美玉。以一颗赤子之心，以“细致的观察力和越轨的笔致”写出来的一部部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的“力透纸背”（鲁迅）的作品。
许广平在《忆萧红》中写道：“战争的火焰烧蚀了无数有作为的人，萧红女士也是其中之一个。”在那个中华民族最艰难的时代，谁能预知自己的明天呢？萧红年轻的生命是她自己能左右得了的吗？听听她临终前的心声吧，“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说“以30年代最有成就的两个女作家相比较，我们感到，丁玲是一座突兀的山，萧红是一江明澈的水。山有‘群峰共驰骛，百谷争往来’的气势，水有‘缥碧千丈见底，泉水击石成韵’的魅力。高山流水，各具力度或风致，开拓了女作家创作的新格局。”
矛盾在《呼兰河传》序里写到“这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萧红的小说，不论是《《呼兰河传》还是《生死场》都打破了“五四”时代小说单一的叙事模式。把中华文化传统中的诗和散文，在小说中有机结合，开创了“萧红体”。用她自己的话说：“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有各式各样的小说。”
丁玲在《风雨中忆萧红》里说：“在活着的时候，你不能不被逼走到香港；死去，却还有各种污蔑在等着，而你还不知道；那些与你一起的脱险回国的朋友们还将有被监视和被处分的前途。”“猫在吃老鼠之前，必先玩弄它以娱乐自己的得意。这种残酷是比一切屠戮都更恶毒，更需要毁灭的。”今天的我们，还有什么资格去苛求萧红呢？
1942年1月21日，萧红在香港病逝，享年31岁。其时，萧军不在身旁，端木蕻良亦不在，只有陪伴了40多天的骆宾基。在生命的最后萧红在纸上写下“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下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
1938年5月萧红与端木蕻良在武汉结婚。1940年随端木蕻良去香港。萧红说过：“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凉解、爱护、体贴。”可是她得不到，端木蕻良给不了，大时代给不了。
1931年，萧红逃到哈尔滨，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违心与汪恩甲同居。半年后怀孕，临产时汪恩甲不辞而别。后与萧军相遇并相爱。且开始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后来萧军回忆说：“她单纯、淳厚、倔犟，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1936年，萧红写给萧军的信里说“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过的。”这是小两口的家信；是饥饿半生的萧红对人生和爱情的小小追求；不是政治寓言，更不是句句成谶的推背图。
1987年端木蕻良到广州为萧红扫墓，并写下“天涯海角非远，银河夜夜相望。”惟愿萧红地下有知，含笑天国。
萧红，10年创作期（1932——1942），100万字左右的作品，成就了她一代小说大家的地位，真是她小说魅力之所在。我在这里表达崇高的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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