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前面文章写过赫拉利的观点，文明是被虚构出来的，当然也包括层出不穷的思想。1856年出生的弗洛伊德在读了《俄狄浦斯王》的故事大受启发，创造了伟大的精神分析，甚至把心理冲突的阶段直接命名为俄狄浦斯期。而比弗洛伊德的出生晚了整整70年的米歇尔·福柯，在深入学习了精神分析之后对弗洛伊德关于俄狄浦斯期的解读大为不满，他也写了《俄狄浦斯王》的分析，将其理解为从无知求知到过度求知的矛盾——既然俄狄浦斯已经当了国王，你为什么还不能定义自己的命运，你为什么不能允许自己攻击自己的父亲？你为什么越了解自己变得越冲突？福柯认为作为经验的个体在具体的语境下可以定义自我、定义自我的命运，为自己负责，他从而创立了后现代哲学流派——“反对一种普遍化的历史逻辑，而是把当下具体的现实作为真理要把握的对象”。
毋容置疑的是无论是弗洛伊德还是米歇尔·福柯，他们都是伟大的哲学家，但是为什么他们的观点是如此的不同，甚至对立呢？因为他们创建的理论体系的前提是为了解释自我的疑惑。这似乎便是文明的内在逻辑——人生而无意义，这些所谓的意义便是人为创造出来的。人和人是如此的不同，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基因遗传、不同的机会机遇等等，但这些理论赋予的意义注定只能满足一部分的需要，满足需要的人意义被赋予，这是文明斑斓的部分。但与此同时，另一部分无法感同身受的人注定被此理论所限制，被此意义所限制。于是所谓的“病症”出现了，解决的方案无非两个路径：认同或反向认同——经过治疗后，发生了认同，便是症状消失；而反向认同的，要么变成不治之症，或者他重新创造一种理论，赋予自我新的意义解释，我之所以喜欢福柯的原因也在于此，经过800天的写作觉察，我重新定义了自我，定义了自我的命运，并为自己的命运负责。
我走的是李明老师讲述的五谓改写故事路线，实谓、意谓、蕴谓、应谓、必谓。
实谓是故事的表层意思，就是曾经在讲故事时，我一直在表达对父亲的不满，一直遗憾他不爱我，但其实也有很多爸爸不爱儿子的，甚至从出生就不知道爸爸是谁，照样活得健康。我的抱怨不是本质。
意谓是故事的真实意思，就是我在表达对父亲的不满时，我想表达的是这世界对我的命运不公平。我真正想要的不是一个有爱的父亲，而是一个公平的命运，一个公平的竞争机会，一个公平的起跑线。我要是能生在一个有爱的家庭，也许我就能飞得更高一些，我就可以体验到更多的风景。这也是痛苦的来源，因为我付出了几倍于周围小伙伴的努力，我还过不上他们那样的生活。索性，我就不想继续付出了，有点儿破罐子破摔的感觉。
蕴谓，就是非言语的，在意识之外的觉知，就是自己的故事没有表达出来的部分，就是我认同了这个社会的以偏概全的方式，这个标准就是世俗意义上的盲目攀比。这个盲目比较的标准是从父母那里习得的，在没有觉知的情况下，就可能一代一代的轮回下去，下一代抱怨上一代，不断轮回。当我觉知到这个蕴谓时，我解构掉了父母的思维方式——你们是你们，我是我，我们之间是有边界的。我在探索自己的过程中，在成长的过程中，从呱呱坠地开始，就是怀着无知求知的过程。当我经历了足够的探索之后，我发现了你们养育孩子的谬误时，我解构掉你们的错误养育孩子的思想，并将人和问题分开——虽然你们养育的方式错了，并不是说你们的人错了，因为你们也是从父母习得了这样的思维方式。这个没有表达出来的部分就是——我可以定义自己的命运。
应谓，是我当下的真实需求，建构自己人生新模式——我已经长大了，我不想活在你们建构的标准里，不想再活成你们期待的样子，不想再活在你们的偏见里，而是活在我自己的掌控中，我的命运我做主，青春飞扬了。
必谓的变化过程就是一个改写的过程，即从一个抱怨父母的人变成一个人，变成一个改写人生剧本的人——我就是因为有这样的父母才来学心理学，才有了这样的命运，才能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问题变资源。这是一个必然的自然的变化过程。从接纳到享受，从享受到热诚，命运的剧本得到升华，故事还是那个故事，但里面的结构完全不一样了，结局当然就不一样了。
这就是生命故事的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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