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夏夜，我的书摊上依然冷清如故，只有一个身材高大、背微驼、头发花白的六十多岁老人蹲在那儿看书。
那人已经看了有两个小时了，他几乎一动不动地静静翻阅。看过的书一本本地摞起来，摞了颇为壮观的六堆。我扫了一眼，笑笑。这样的顾客我见得多了，往往摞得越多，买的可能性越小。
“老板，过来帮我算算多少钱。”这人就是老胡，他站起来，腼腆地说道。
我加码洋，算折扣，报价格。他掏钱，十二张百元大钞，递给我，依然腼腆地说：“剩下十几块钱就别找了。”我有片刻的恍惚，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自那之后，老胡成了我的忘年交。他每周一定会来我的书摊上看看，必定至少买一本。
有一次，他看了半天，选了一本《西游记》，我记得他已为孙女买过了，便提醒他。他笑着摆手，说：“没关系。再买一本。”我没有卖给他，他就像一个下棋时让子太明显的对手，我虽然感激，但不好受，心里却愈加尊重他。
真正让我们成为知己的，是那个大雨骤降的傍晚，当时我进了新书，老胡正在我的书摊上翻看，大雨在此时毫无征兆地灌下来。行人纷纷闪避，几个顾客放下书，避到超市的屋檐下。我慌忙拿雨布盖好书，但地上很快积水，如不将书迅速收到三轮车里，所有书都将报废。收书入车将有六道程序：弯腰掀布，搬书，再盖好，掀三轮车布，放入，盖好。只需三次弯腰，积水就应该四面包抄过来，将书完全浸没。我已绝望，欲哭无泪。
老胡没有离开。他站起来，快步跑进雨中，搬来几块石头压住盖布三角，再钻进去，头顶着脏兮兮的盖布，双手抓着盖布边沿，大声呼喊，让手忙脚乱的我快将三轮车推进盖布里。
那天，所有书摊都损失惨重，而我的毫发无损。
自那以后，老胡拎着一袋书坐在我的书摊前，或缓缓往回走的情景，是淮河北路夜市标志性的背景。不断有书友跟他打招呼。
“胡老师，又买书呢？不能再买了，老伴又要跟你吵了！”
他依然是笑，说“木事木事”。
有一天，我的顾客汪老师目送他离去，叹息道：“一辈子爱买书，爱看书。那次我们去上海开会，雨过天晴，他穿着长胶靴，裤腿卷着，在南京路上呱唧呱唧地走，到书店里看书，害得大伙儿等他半天。”
老胡后来消失了许久，从书友那里，我才知道他得了肝癌。他去世后，我尤其忘不掉的是他头顶盖布、帮我在大雨中抢救书籍的情景：花白的头发淋得如同肮脏的拖把，大雨灌注，他不断地眨着眼睛，他浑身湿透，衣服紧贴着身子。他虽然局促，却一向那么庄严；他虽然随意，却一直那么整肃。但是那天，为了我的书，他那么狼狈，那么不体面。
老胡走了，我让出了那块地，不再摆摊。我知道一定有人说：“老胡死了，损失最大的是小董。他干不下去了。”
起初我不知道有老胡，所有的孤寂都是可以忍耐的；后来我遇见了，孤寂便不可忍受。这是我与老胡的缘分，也是我痛彻肺腑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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