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发于微信公众号“生想”（sx_rawthought）
在杜拉斯的小说《情人》开头里，男子走向女主说：
“我认识你，永远记得你。那时候，你还很年轻，人人都说你美，现在，我是特为来告诉你，对我来说，我觉得现在的你比年轻的时候更美，那时你是年轻女人，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青春的美貌会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化，唯有经过世事和时间磨砺的容颜才有穿透人心的力量。
致敬以下几位女性，在其短暂或漫长的一生中，都彰显了非凡的勇气，坚持自己的信念和所爱，超越生活的桎梏，绽放出最真实的自我。
娜塔莉·泽蒙·戴维斯 Natalie Zemon Davis
“我一直希望成为一个给人以希望的历史学家。无论境况多么糟糕，总会有人找到抵抗的途径，总会有人找到解决的方法，也会有一些人记录下发生的一切，将故事流传下去。”
她是哈佛的高材生，也是美国历史学会上第二位女性主席，专攻16世纪法国史，后来也广泛涉猎犹太社会史和妇女史等。
“我对历史的热爱是终生的，我对过去有无限的探索欲，也喜欢思考历史对我们当下的世界有什么意义。”
她在19岁遇上她一生的伴侣钱德勒·戴维斯(Chandler Davis)，两人志同道合，认识3周后就决定结婚。但是由于她出身犹太家庭，父母不允许她与非犹太教信徒结婚，两人就索性私奔而去，这样的激进和不妥协贯穿了他们未来飘若浮萍的生活。
在美国的麦卡锡时代，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专门负责调查与共产主义活动有关的个人和组织。她曾参与撰写了一个宣传手册("Operation Mind")，号召读者抗议调查委员会过去审问的违宪性，两人的护照因此被调查委员会扣压，丈夫钱德勒则因坚持言论自由权而被关到监狱六个月，失去了密歇根大学的教职。
拿回护照后，两人移民到加拿大，继续在多伦多大学教书，一个是数学教授，另一个是历史教授。在致力于社会公正的动荡学术生涯中，家庭始终是她最坚实的后盾。
“生养孩子的快乐远远超过了我们所经历的政治磨难，生养孩子帮助我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它使我更加人性化，教会我心理学和人际关系，并且令‘物质需要’和‘身体’这些抽象的名词血肉丰满。它告诉我家庭的力量，而那是鲜有历史学家去研究的。”
杰奎琳·杜普雷 Jacqueline du Pré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在年轻时就拥有了一切，我已经演奏过大提琴的所有作品，我已经没有遗憾了。”
她是大提琴届的音乐神童和英国的国宝级人物，也是印度指挥家祖宾•梅塔(Zubin Mehta)眼中“烈马(wild mustang)”一样的女子。
她的前半生因为少年得志确实是过得热烈而随性的。14岁辍学，离开了乏味的通识教育系统，她全身心投入到最擅长喜欢的大提琴学习上。16岁，她就首次在伦敦登台演出，开启了传奇的音乐生涯。
1966年圣诞前夜，21岁的她在傅聪家中首次见到钢琴家和指挥家丹尼尔•巴伦博伊姆(Daniel Barenboim)，两人第一面没有过多的言语交流，反而是双双演奏起勃拉姆斯的作品，因为对音乐共同的天赋和喜好，两人经常一起演出，很快走到了一起。
“和他到以色列一起演出，大家都很开心，正好在他的故乡，要和他结婚就要先皈依犹太教，于是就先皈依了犹太教，然后结了婚。”
然而天妒英才，26岁的她发现自己身上的多个部位时不时会失去知觉，尤其是她拉大提琴时使用最多最灵动的手指。之后几年，她多发性硬化症的症状更加明显，发胖、耳鸣、眼前模糊、抑郁，一切负面的情绪像她席卷而来。
可她对上台演出的渴望和音乐的热爱，却从未因此消减过。即使是在轮椅上的后半生，她也专注大提琴教学，用精准的语言指导来替代言传身教的演奏。可惜的是，她的学生都难以达到她演奏时饱满的感染力，毕竟内心细微强烈的个体感受不像纯熟的技巧可以传授。
在她最后的时光里，她的眼睛几乎已经看不清东西，人也说不出话。去世的前两周，她给学生最后通了一次电话，让他去听博凯里尼(Luigi Boccherini, 1743-1805)的协奏曲，感受里面春天的气息。
郑念 Yao Nianyuan
“一个人主要的就是不要气馁。你一定要有一个希望，并且有信心，乐观地朝着那个方向走。如果你觉得没有方向了，你就解除武装了。我在监狱里，虽然那么苦，我还是永远要奋斗的。只要你有一口气，你就应该朝着你的目标奋斗。”
她本可以过着优渥的名媛生活，父亲是北洋政府的高官，但留学回国后恰逢抗日战争爆发，丈夫郑康琪加入国民政府外交部，她随之驻澳七年。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夫妻两人没有去往台湾或国外，而是选择留在上海发展，郑康琪成为壳牌石油公司上海办事处的总经理。然而世事难料，郑在1957年因癌症去世，她则去壳牌做新任英籍总经理的助理，没想到日后会因此被指控为英国间谍。
wen'ge期间，由于四人帮要整zhou总理，他批准成立的上海外国公司就成为目标，许多雇员都因此被关起来，包括她。Hong卫兵查抄完她家后，她被关到看守所，一关就是6年多，多轮审讯下她始终不承认各种莫须有的指控，坚持自己的无罪，不断与审讯者和看守斗智斗勇。
“抗争，也是一种积极的举动，比忍耐、压抑，都容易振奋人的精神。” 出狱时，她比入狱前瘦了30斤，身上的棉袄早已破旧不堪，落下一身病根，唯有时刻的清醒和戒备让一双眼睛特别透亮。
wen'ge之后，她获得平反，处境有所改善，但是她一直为女儿梅萍受迫害而死的遭遇不平。1980年，65岁的她孤身离开中国，移居美国，写下回忆录《上海生死劫》，四处演讲，广交朋友，并用一部分稿酬设立“梅萍基金会”资助大陆的留美学生。
“在我这一生，曾经很多次离开上海，就像今天一样，站在轮船的甲板上，但是这一次我的感觉和过去都不一样。我心里非常沉重：第一，我想我的女儿。照自然的规律，是年老的应该先死，年轻的人应该活着，应该是她，而不是我到别的地方去，建设一个新的生活。还有一个原因使我心情很沉重，就是我这次离开我自己的祖国，是永远也不会再回来了。这是我出生的地方，我对祖国有很深厚的感情。的确，我站在甲板上流了泪。泪水和雨水合在了一起。”
弗里达·卡罗 Frida Kahlo
“我希望离世是快乐的，我也不想再回来。”
她是墨西哥特立独行的女画家，标志性的浓黑连心眉，衣着绚丽。即使在自己婚礼上，她也穿上华绿的裙子，挽上一条大红的长巾，似乎是想用这扎眼的色彩向世人昭告自己鲜活的存在。
少女时代的一场车祸毁了她的一生，脊柱肋骨断裂、骨盆破裂、右腿骨折、肩膀脱臼等等，她奇迹般地存活是一种幸运，却也要承受活下来身体被击碎后重组的痛楚。
卧病在床养伤的她每日对着镜子，开始在厚重的石膏上作画。她毕生的画作中有三分之一都是自画像，外人常不理解她的画中光怪陆离的意象，以为她是在画虚幻的梦境，而她却坚持说自己画的就是她眼中经历的当下。
在她能够正常行走后，她拿着自己的画作去找当时著名的壁画家迪戈•里维拉(Diego Rivera)寻求指导和点评，却遇上了人生的第二个意外。“我生命中遭遇过两次巨大的灾难。一次是被车撞了，另一次是遇见我的丈夫。”
他们之间的相爱是甜蜜、痛苦而矛盾的，由于迪戈的风流成性，她受到一次又一次的伤害，迫使她学会反击。迪戈出轨了她的亲姐姐，她就与迪戈敬重的托洛茨基相见恨晚，两个疯子般的艺术家通过不断触碰对方的底线来交流与达成和解。
结婚、离婚、复婚，不论如何，迪戈却一直都是最懂得欣赏她画作的人。“她的画尖刻而温柔，硬如钢铁，却精致美好如蝶翼；可爱如甜美的微笑，却深刻和残酷的如同苦难的人生。”
对她而言，车祸和迪戈都是摧毁她又成就她的存在，而她拥有从废墟中开出繁花的生命力，像是燃不尽的烈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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