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天下，难!坐天下，更难!
难在哪儿?很重要的一点，是如何驾驭功臣(包括谋士和武将)。
君臣关系能否处理得当，直接影响新政权的稳定。下面，我们一起看看历史上五大帝王的不同做法。
⒈刘邦：恩威并施
刘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皇帝，帮他一起打天下的，也都是敢向儒生帽子里撒尿的人物。对于这些功臣，刘邦采取分封王侯、赋予特权的笼络策略。
早在楚汉相争中，刘邦就曾先后分封异姓功臣为王，如韩王信、燕王臧荼、赵王张耳、齐王韩信、淮南王英布、梁王彭越、燕王卢绾和长沙王吴芮等，后又陆续分封功臣萧何、曹参、张良等137人为列侯。
为了取信于功臣，刘邦在分封列侯时，曾与列侯立誓：“使黄河如带，泰山若厉，国以永存，爰及苗裔”，“申以丹书之信，重以白马之盟。”
汉初被分封为列侯的功臣一般都在朝廷或郡国担任重要官职，形成“布衣将相”的政治格局。而且，他们在经济上有食邑特权，封户大多数在一千至二千户。被封为列侯的功臣有权向封户征收租税，加上做官的俸禄和私田的地租收入，财富颇丰，列侯的封爵和食邑在制度上亦有世袭之权。
刘邦在酬答功臣的同时，又对功臣大加杀戮或严密防范。
首先，以所谓“谋反”罪名，将那些功高震主的异姓诸侯王一一诛杀，唯有长沙王吴芮得以自保。刘邦分封异姓功臣为王，只是一种权宜之计，当他取得天下之后，感到像韩信这样的开国大功臣已不再需要，并且构成对自己的威胁，因此刘邦以各种借口杀掉他们。正如韩信所说：“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亨;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亨!”
其次，刘邦对封侯的功臣也非完全相信，而是时时加以防范。萧何位居丞相，功次第一。韩信被杀后，刘邦领兵在外，派使者拜丞相萧何为相国，增邑五千户，令卒五百人一都尉为相国的卫队。表面上看是尊崇萧何，实际是怀疑、防范他。
公元前196年，刘邦在征讨淮南王英布时，多次派使者询问萧何在长安做何事，说明刘邦对萧何很不放心。萧何用贱价强买百姓田宅，刘邦回到长安，百姓遮道状告萧何，但刘邦毫不在意，而当萧何为民请求租种上林苑的闲田时，刘邦却大怒，认为萧何接受商人财物，为民请命，收买人心，因此将萧何下狱治罪(旋被赦免)。此事充分说明刘邦对萧何猜忌之深。萧何自刘邦起兵以来，一直跟随其后忠心耿耿，但仍不免于祸。
⒉刘秀：退功臣而进文吏
东汉光武帝刘秀建国后仍然实行分封制度，作为安抚功臣的一种策略，但与西汉有所不同。
首先，东汉不再分封异姓功臣为王。汉高祖刘邦在消灭异姓诸侯王以后，与臣下刑白马而盟曰：“非刘氏而王者，天下共击之”。刘邦死后，除吕后分王诸吕之外，终两汉不再分封异姓功臣为王。其次，东汉被封为列侯的功臣享有更多的食邑。西汉初功臣侯大多数食邑在二千户以下，超过万户的仅有4人。而东汉光武帝分封的135个功臣侯，有食邑记载的22人，其中食邑超过万户的就有11人。
刘秀不仅用大量的食邑酬答东汉的开国功臣，而且允许功臣的子孙袭爵，皆食故国半租。此外，西汉初功臣侯一般都在朝廷做高官参政，丞相大都由功臣侯担任，并掌有实权。东汉初虽也有极少数功臣侯在朝廷做高官，但大多数功臣侯的实际参政作用已有所降低。《后汉书·贾复列传》记载：“复为人刚毅方直，多大节。既还私第，阖门养威重。朱佑等荐复宜为宰相，帝方以吏事责三公，故功臣并不用。”
刘秀对功臣的基本政策是“退功臣而进文吏”，即不让功臣担任朝廷要职，而任用文官参政。自陇、蜀平定后，非遇警急，刘秀不再谈论兵事。皇太子曾问攻战之事，帝曰:“昔卫灵公问陈，孔子不对。此非尔所及。”东汉初，刘秀所任用的三公官只有少数功臣。大司徒前后十任，仅有高密侯邓禹一人是开国功臣，而且任期只有两年多。大司空前后九任，亦只有四位开国功臣。
刘秀安置开国功臣的具体方法是免除其军职，以列侯的身份归第、归国或奉朝请。如高密侯邓禹于公元37年被免除右将军职务，以特进奉朝请。胶东侯贾复被免除左将军职务，以列侯归第，加位特进。建威大将军耿于公元37年交出大将军印绶，被罢官，以列侯奉朝请。
刘秀虽然在公元37年以后不让开国功臣参政，但是对他们却很照顾，采取一些笼络、安抚措施，因此，这些开国功臣都能保全爵禄，没有遭到猜忌和杀戮。
⒊唐太宗：信任、尊崇功臣
唐太宗对功臣不存戒心，深信不疑。尉迟敬德原是刘武周的偏将，降唐后不久，与他同降的寻相等皆叛，诸将认为尉迟敬德必叛，将他囚禁，有人建议太宗把他杀掉以免后患。太宗说：“寡人所见，有异于此。敬德若怀翻背之计，岂在寻相之后耶?”下令立即释放尉迟敬德。
太宗把他引入卧室，赐以金宝，推心置腹地对他说：“丈夫以意气相期，勿以小疑介意。寡人终不听谗言以害忠良，公宜体之。必应欲去，今以此物相资，表一时共事之情也。”
魏征原是太子李建成的僚属，曾是唐太宗的政敌。有人告发魏征谋反，唐太宗说：“魏征，昔吾之仇，只以忠于所事，吾遂拔而用之，何乃妄生谗构?”竟不问魏征，反以诬告罪处死了告发者。
公元645年，唐太宗亲征高丽，房玄龄留守，许以便宜行事。有人诬告房玄龄，玄龄即把告密人送到太宗行营，太宗大怒，腰斩告密人，并发“玺书让玄龄以不能自信，责令更有如是者，可专决之。”
唐太宗充分发挥功臣在打天下和治天下过程中的作用。唐初，位至宰相的功臣就有十人。房谋杜断，并为良相。魏征犯颜直谏，无所畏惧，堪称一代诤臣。李靖才兼文武,出将入相。李长于谋略，勇猛善战，有百胜名将之称。其他功臣或在朝廷为六部尚书、九卿、大将军，或在地方任都督、剌史。文臣武将，各尽其才。
唐太宗对功臣十分爱护，平时善于教育功臣，因此唐初的功臣一般都能保全功名。只有极少数的功臣因居功自傲、图谋不轨，被太宗杀掉。
尉迟敬德自恃其功，目中无人。一次，唐太宗在庆善宫大宴近臣，尉迟敬德因座次与人争吵，任城王李道宗上前劝阻，敬德竟几乎打瞎道宗一只眼。唐太宗批评尉迟敬德说：“朕见汉高祖诛灭功臣，意常尤之，故欲与卿等共保富贵，令子孙不绝。然卿居官数犯法，乃知韩、彭醢，非高祖之罪也。国家纲纪，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得，勉自修饬，无贻后悔!”尉迟敬德从此以后有所收敛。
长孙顺德枉法受财，事发，唐太宗念其有功，不忍加罪，于是在殿廷赐其绢数十匹，以使惭愧。大理少卿胡演奏说:“顺德枉法受财，罪不可恕，奈何又赐之绢?”太宗说:“人生性灵，得绢甚于刑戮，如不知愧，一禽兽耳，杀之何益!”
唐太宗特别尊崇功臣，在政治上给予功臣极高的荣誉。唐太宗于公元643年下诏在长安大内北面的三清殿东侧凌烟阁绘制二十四功臣画像。每张画像都附有赞语，简要概括画中功臣的阅历和功绩。图形凌烟阁是唐初功臣的最大荣耀。功臣可以得到皇帝的赐姓，如徐世降唐后，唐高祖赐其姓李，改名为李，与皇帝同姓也是一种荣誉。功臣还有减罪、免死的特殊待遇。功臣的子弟也可以得到封爵、官秩，有的还娶皇帝的女儿为妻，称为“尚公主”。功臣死后还可以得到赠官、谥号，朝廷为其举行隆重的葬礼，为其刻石纪功，享受陪葬皇陵、配飨皇帝宗庙的荣誉。
⒋赵匡胤：杯酒释兵权
宋太祖赵匡胤是用发动政变的方式夺取帝位的，他做了皇帝以后，最为关心的问题便是如何使赵氏子孙长久统治下去。赵匡胤曾拥立过郭威，自己又导演过陈桥兵变，深深懂得应该首先从身边的禁军大将下手，消除他们对皇权的威胁。公元961年春，他将殿前都点检、镇宁军节度使慕容延钊罢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侍卫亲军都指挥使韩令坤罢为成德节度使。从此，禁军的最高统帅——殿前都点检一职不再除授。
同年秋，赵匡胤宴请石守信、王审琦等功臣。酒酣之际，赵匡胤对诸将说：“我非尔曹之力，不得至此，念尔之德，无有穷已。然为天子，亦大艰难，殊不若为郡节度使之乐。吾今终夕未尝敢安寝而卧也。”守信等皆曰：“何故?”上曰：“是不难知，居此位者，谁不欲为之?”守信等皆顿首曰：“陛下何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上曰：“然。汝曹无心，其如汝麾下之人欲富贵者何?一旦以黄袍加汝之身，汝虽欲不为，不可得也。”皆顿首涕泣曰：“臣等愚不及此，惟陛下哀怜，指示以可生之途。”上曰：“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以好富贵者，不过多积金银，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汝曹何不释去兵权，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饮酒相欢，以终其天年，君臣之间两无猜嫌，上下相安，不亦善乎?”
次日，众将纷纷称病，请求解除兵权。赵匡胤准其请求，抚慰赏赐特别优厚。以石守信为天平节度使，高怀德为归德节度使，王审琦为忠正节度使，张令铎为镇宁节度使，赵彦徽为武信节度使。一律免除他们的禁军职务，只有石守信仍兼侍卫都指挥使，但也是有职无权，挂个虚名而已。这一次连殿前副都点检也撤销了。
赵匡胤导演的“杯酒释兵权”，是收功臣典禁军之权，这是赵匡胤和赵普策划的收兵权的第一步。虽然消除了皇帝身边的隐患，但这些功臣解除兵权以后仍为诸镇节度使，如果他们的势力过大，也会来争夺天下。因此，赵匡胤下一步就是想方设法夺取那些年老、资深、势大的节度使的兵权。
公元969年冬，赵匡胤把一些有名望、有势力的节度使召进京城，在后苑宴请他们，在座的有王彦超、武行德、郭从义、白重赞、杨廷璋等。酒过三巡，赵匡胤从容地对诸将说：“卿等皆国家宿旧，久临剧镇，王事鞅掌，非朕所以优贤之意也。”在场的前凤翔节度使、兼中书令王彦超明白赵匡胤的意思，即上前奏道：“臣本无勋劳，久冒荣宠，今已衰朽，乞骸骨，归邱园，臣之愿也。”而武行德、郭从义、白重赞、杨廷璋等却不知趣，争相陈述自己攻战的勋劳和艰苦。赵匡胤说：“此异代事，何足论也。”次日，全部罢免他们的节度使之职，以武行德为太子太傅，郭从义为左金吾卫上将军，王彦超为右金吾卫上将军，白重赞为左千牛卫上将军，杨廷璋为右千牛卫上将军。
赵匡胤两次收功臣的兵权都是采取和平方式，在酒宴中顺利完成的。他不像刘邦和朱元璋那样大杀功臣，却消除了唐末五代藩镇专横跋扈的积弊，加强了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统治。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被历代史学家传为美谈，确实是驾驭功臣的一种高明策略。但是，赵匡胤在收兵权的同时，作为交换条件，也给予功臣大量的赏赐，并采取与功臣子弟联姻的方式笼络功臣。宋朝重文抑武，用文臣知州县。功臣大都是武将，在释去兵权以后，无论留在朝廷或在地方做节度使，都没有什么实权。越匡胤对功臣多加优客，只要他们不闹大乱子，概不过问。
⒌朱元璋：屠戮功臣
朱元璋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集权统治的典型代表，明初的统治建立在严刑酷法、大肆屠杀的基础上，是名副其实的恐怖政治。朱元璋为了巩固自己的皇位，一是要消除功臣威胁，二是要大权独揽，防止大臣专断。为此，朱元璋以屡兴大狱为手段，以诛杀成千上万的官民为代价，建立自己的血腥统治。
开国第一功臣李善长是朱元璋即位后的首任宰相，功大位高资深，在朝廷中有很大势力。朱元璋在公元1369年便有易相的想法，曾向刘基征询能够代替李善长为相的人选。公元1371年初，李善长以年老有病为由请求辞职，朱元璋正好顺水推舟，即下诏准其致仕，安置在凤阳养老。
公元1380年初，宰相胡惟庸因“擅权植党”被处死。李善长与胡惟庸是同乡故旧，又是亲戚，胡惟庸的升迁乃至当宰相，都是与李善长的推荐和支持分不开的。李善长虽与胡惟庸的关系密切，但他早已离开权力中心，又与皇上是儿女亲家，朱元璋这时尚无加害他的意思。
公元1390年，李善长的亲信丁斌供出李善长的弟弟李存义当年曾与胡惟庸一起策划谋反。朱元璋立即逮捕李存义父子，李存义供认曾动员李善长参与胡惟庸谋反，但遭到拒绝。又有人告发胡惟庸准备谋反时，曾派一个名叫封绩的人往漠北联络蒙古作外援，此人现在就藏在太师府中。朱元璋急派人搜查，果然搜得封绩。他供认：当年胡惟庸确实派他去蒙古联络元朝残余势力，胡被杀后，他不敢回来。后来明朝大将兰玉远征蒙古，他被俘押回南京，被李善长保释藏在太师府。封绩还交出当年他去蒙古时带去的李善长写给元朝君主的亲笔信。
人证、物证俱在，李善长一下子成为十恶不赦的罪人。钦天监秉承朱元璋的旨意上奏说天象异常，并说这是由于大臣不忠于皇上引起的。于是朱元璋派军士赴太师府执行天意，杀死李善长及其家人70余口，仅赦免了临安公主、驸马李祺及他们的两个儿子。开国第一功臣李善长竟落了个如此悲惨的下场。李善长之死是冤枉的，他的罪证几乎全是来源于严刑拷打之下的供词，而且在时间上又前后矛盾，极不可靠。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在李善长死后仅七个月，解缙和工部郎中王国用就写了一篇奏章，说明李善长帮助胡惟庸谋反是根本不可能的，批评皇上借发生“星变”杀大臣，公然为李善长鸣冤。朱元璋看完这篇奏章，左右为难，最后竟不置可否，这实际上等于向天下人默认李善长之死确实是桩冤案。
刘基是朱元璋的重要谋士，运筹决策，不仅有定天下之功，而且参予制定国家制度。公元1370年，刘基被授为开国翊运守正文臣，封诚意伯。由于刘基为人刚直，嫉恶如仇，因此得罪了当朝宰相，也冒犯过皇上。
公元1371年，刘基功成身退，告老还乡。他终日饮酒赋诗，口不言功，避不见官。1372年，刘基向朱元璋建议在谈洋设立巡检司，派兵驻守。1373年，在茗洋发生了逃军周广三的反叛事件，当地官吏没有上报，刘基如实上奏了朝廷。宰相胡惟庸因与刘基有前嫌，便指使他人诬告刘基看中了谈洋这个地方，因为这里有“王气”，想占据此地作为自己的墓地，当地百姓不肯，便提出设立巡检司，派兵驱赶当地民户，因此激起民变。
胡惟庸请求朱元璋以叛逆罪处死刘基。朱元璋虽未完全相信，但为此事深深猜忌刘基，移文切责他，并夺了他的俸禄。刘基特别害怕，便再次入朝，当面向朱元璋谢罪。为了消除朱元璋对他的怀疑，他便留在京城，不再要求回老家。刘基忧愤得病，胡惟庸借机带两名“御医”，假托皇帝之命，为刘基看病。刘基吃过药后，病情日益严重。刘基向朱元璋上奏胡惟庸陷害自己，朱元璋也没有任何反应。1375年3月，朱元璋作《御赐归老青田诏书》，遣使护送刘基回到家乡。刘基抵家后不久病逝。一代功臣刘基竟被朱元璋假胡惟庸之手害死。
其他功臣的命运也和李善长、刘基、徐达一样，幸存者廖廖无几。至洪武末年，朱元璋将功臣宿将几乎诛杀殆尽。
总结：
综观中国历代帝王驾驭功臣的策略不外乎杀、养、用三种,或兼而有之。刘邦对功臣有杀有用;刘秀、赵匡胤对功臣养而不用;唐太宗对功臣完全信任、充分使用;朱元璋对功臣杀而不用。无论采取哪种策略，都是出于巩固君主专制统治的需要。但是，对功臣采取杀戮的策略，容易激化君臣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对功臣采取养起来的政策比较稳妥，有利于调节君臣关系，但不利于发挥功臣在治天下过程中的作用。只有对功臣完全信任、大胆使用，君臣一体，共治天下，才是积极的驾驭功臣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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