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十分善于从平凡的日子里找到乐趣，是文学家中有名的“生活家”。
在他的笔下，我们常常可以见到花鸟虫鱼、乡情民俗、旅途见闻，一草一木，都可以成为他的写作对象，比如我们接下来要分享的这篇文章，主角就是“茶”。
这些题材或对象也许是细小琐屑的，但生活的恬淡与意趣，就在其中自然流淌着。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阅读吧汪曾祺先生的这篇美文摘抄吧！
《寻常茶话》
我对茶实在是个外行。茶是喝的，而且喝得很勤，一天换三次叶子。每天起来第一件事，便是坐水，沏茶。但是毫不讲究，对茶叶不挑剔。
青茶、绿茶、花茶、红茶、沱茶、乌龙茶，但有便喝。
茶叶多是别人送的，喝完了一筒，再开一筒，喝完了碧螺春，第二天就可以喝蟹爪水仙。
但是不论什么茶，总得是好一点的。太次的茶叶，便只好留着煮茶叶蛋。
《北京人》里的江泰认为喝茶只是“止渴生津利小便”，我以为还有一种功能，是：提神。
《陶庵梦忆》记闵老子茶，说得神乎其神。我则有点像董日铸，以为“浓、热、满三字尽茶理”。
我不喜欢喝太烫的茶，沏茶也不爱满杯。我的家乡论为客人斟茶斟酒“酒要满，茶要浅”，茶斟得太满是对客人不敬，甚至是骂人。
于是就只剩下一个字：浓。
我喝茶是喝得很酽的。曾在机关开会，有女同志尝了我的一口茶，说是“跟药一样”。因此，写不出关于茶的文章。要写，也只是些平平常常的话。
我读小学五年级那年暑假，我的祖父不知怎么忽然高了兴，要教我读书。
“穿堂”的左侧有两间空屋，里间是佛堂，挂了一幅丁云鹏画的佛像，佛的袈裟是朱红的。佛像下，是一尊乌斯藏铜佛。
我的祖母每天早晚来烧一炷香。外间本是个贮藏室，房梁上挂着干菜，干的粽叶。靠墙有一缸“臭卤”，面筋、百叶、笋头、苋菜秸都放在里面臭。临窗设一方桌，便是我的书桌。
祖父每天早晨来讲《论语》一章，剩下的时间由我自己写大小字各一张。大字写《圭峰碑》，小字写《闲邪公家传》，都是祖父从他的藏帖里拿来给我的。
隔日作文一篇。还不是正式的八股，是一种叫作“义”的文体，只是解释《论语》的内容。题目是祖父出的。
我共作了多少篇“义”，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有一题是“孟子反不伐义”。
祖父生活俭省，喝茶却颇考究。他是喝龙井的，泡在一个深栗色的扁肚子的宜兴砂壶里，用一个细瓷小杯倒出来喝。
他喝茶喝得很酽，一次要放多半壶茶叶。喝得很慢，喝一口，还得回味一下。
他看看我的字，我的“义”，有时会另拿一个杯子，让我喝一杯他的茶。真香。从此，我知道龙井好喝，我的喝茶浓酽，跟小时候的熏陶也有点关系。
后来我到了外面，有时喝到龙井茶，会想起我的祖父，想起孟子反。
我的家乡有“喝早茶”的习惯，或者叫作“上茶馆”。上茶馆其实是吃点心、包子、蒸饺、烧卖、千层糕……茶自然是要喝的。
在点心未端来之前，先上一碗干丝。我们那里原先没有煮干丝，只有烫干丝。
干丝在一个敞口的碗里堆成塔状，临吃，堂倌把装在一个茶杯里的作料——酱油、醋、麻油浇入。喝热茶、吃干丝，一绝！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昆明住了七年，几乎天天泡在茶馆。
“泡茶馆”是西南联大学生特有的说法，本地人叫作“坐茶馆”，“坐”，本有消磨时间的意思，“泡”则更胜一筹。
这是从北京带过去的一个字，“泡”者，长时间地沉溺其中也，与“穷泡”“泡蘑菇”的“泡”是同一语源。
联大学生在茶馆里往往一泡就是半天。干什么的都有。聊天、看书、写文章。有一位教授在茶馆是读梵文。
有一位研究生，可称泡茶馆的冠军。此人姓陆，是一怪人。他曾经徒步旅行了半个中国，读书甚多，而无所著述，不爱说话。
他简直是“长”在茶馆里。上午、下午、晚上，要一杯茶，独自坐着看书。
他连漱洗用具都放在一家茶馆里，一起来就到茶馆里洗脸刷牙。听说他后来流落在四川，穷困潦倒而死，悲夫！
昆明茶馆里卖的都是青茶，茶叶不分等次，泡在盖碗里。文林街后来开了家“摩登”茶馆，用玻璃杯卖绿茶、红茶——滇红、滇绿。滇绿色如生青豆，滇红色似“中国红”葡萄酒，茶叶都很厚。
滇红尤其经泡，三开之后，还有茶色。我觉得滇红比祁 ( 门 ) 红、英 ( 德 ) 红都好，这也许是我的偏见。
当然比斯里兰卡的“利普顿”要差一些——有人喝不来 “利普顿”，说是味道很怪。人之好恶，不能勉强。
我在昆明喝过大烤茶。把茶叶放在粗陶的烤茶罐里，放在炭火上烤得半焦，倾入滚水，茶香扑人。
几年前在大理街头看到有烤茶缸卖，犹豫一下，没有买。买了，放在煤气灶上烤，也不会有那样的味道。
一九四六年冬，开明书店在绿杨村请客。饭后，我们到巴金先生家喝功夫茶。几个人围着浅黄色的老式圆桌，看陈蕴珍 ( 萧珊 )“表演”：濯器、炽炭、注水、淋壶、筛茶。每人喝了三小杯。
我第一次喝功夫茶，印象深刻。这茶太酽了，只能喝三小杯。在座的除巴先生夫妇，有靳以、黄裳。
一转眼，四十三年了。靳以、萧珊都不在了。巴老衰病，大概没有喝一次功夫茶的兴致了。那套紫砂茶具大概也不在了。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