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拉闲散闷轻煮生活，我开始读《资治通鉴》啦。《资治通鉴》描述了自战国到后周，前后1362年的历史，这部书不仅仅是一部历史的记录，更是一部智慧的宝库，蕴藏着丰富的治国理念、人生哲理和权谋智慧，值得我们每个人去细细品味。我想将我的读书笔记与大家分享，一同围观我的读书之旅。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
D493《资治通鉴》读书笔记-第三十一卷-18
人微言不轻
以前的南昌尉梅福上书说：“从前，汉高祖接纳善言，唯恐不及，顺从谏言像转动的圆，听取建言，不求本人一定有才能，奖励功劳，不追究其平素行为。
陈平出身亡命之徒而能成为重要的谋臣；韩信被提拔于行伍之中，拜为上将。
因此天下人才云集归汉，争献奇策，合天下人智慧，集天下人威力，因此攻秦取楚如拿起羽毛，捡起路上的东西。
孝武皇帝好听忠言极谏，喜欢听毫无保留的真话，封爵不必等待孝廉、茂才；颁赏也不须非有显功。
因此天下平民各自磨砺意志，来到京城贡献才能的人，不可胜数。
汉朝得到贤才，以此时最盛。假使孝武皇帝能听信采用这些人的计策，升平景象马上可以到来。
当时连年征战，积尸暴骨，胡人越人称心快意，因而淮南王刘安乘机反叛。
他的企图之所以没有成功，反而使密谋泄露出去的原因，就是因为众多贤能的人才都汇聚于朝廷，造成他手下大臣势力孤弱，因此就没人敢附和服从他们的阴谋了。
如今，百姓窥视国家的空隙，趁机造反的，有蜀郡之人。
山阳亡命之徒苏令的团伙，践踏捣毁名都大郡，寻找党羽，搜索追随附和之人而毫无逃跑藏匿的心思，这都是因为轻视大臣，无所畏惧和顾忌。
国家的权力变轻了，匹夫也想跟朝廷争衡【国家之权轻，故匹夫欲与上争衡也】。
人才，是国家的重要工具。得到人才，国家的分量就重；失去人才，国家的分量就轻【士者，国之重器。得士则重，失士则轻】。
有关国家大事的讨论，不是我这个茅草一样轻微的人所应当谈论的，但我深怕有朝一日身上沾着野草，尸体与士兵们混埋在一起，因而屡次上书求见，但都没批准。
我听说齐桓公之时，有人进献九九算术，齐桓公不因事小而不见，想因此引出更重要的建议。
现在我所谈的，并非仅仅是九九算术那样的小事，陛下三次拒绝我，正是天下人才不来的原因。
如今陛下想网罗人才，人民有上书求见的，就应当让他们到尚书那里，问他们有什么建议，若有可采纳的，赏给升斗微薄俸禄的官职，赐予一束丝帛的奖赏。
若能如此，则天下有才能的贤士就一舒怨气，倾吐忠言，皇上可以天天听到好的谋略，把天下治理得有条有理，国内外的局势，就会灿然可观了。”
感思：梅福的上书展现了汉代一位基层官员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其言论被《资治通鉴》收录，正是因其深刻揭示了人才政策与政权稳定的内在联系。
梅福是西汉末年的南昌县尉，出身儒生，以敏锐的政治洞察力闻名。
他生活在成帝、哀帝时期，当时外戚专权、土地兼并严重，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梅福多次上书批判时政，甚至预见到王莽篡权的风险，曾直言“王氏代汉”之兆。
他晚年弃官隐居，传说成仙，后世有“梅仙”之称。其政治主张体现了儒法结合的务实精神：既强调道德教化，又重视制度效能。
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旨在“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梅福的上书直指政权存亡的关键：人才流动与政权合法性的关系。
他通过对比高祖、武帝的开放用人，如重用陈平、韩信，与当下人才受阻的现状，论证了“得士者重，失士者轻”的历史规律。
这与《资治通鉴》强调“用人决定治乱”的主线高度契合。
梅福将民间叛乱，如蜀郡起义、苏令团伙与朝廷轻视人才直接关联，指出“匹夫争衡”的本质是中央权威流失，即“权轻故匹夫欲与上争衡”。
这种将基层动荡与顶层设计相联系的分析，为后世统治者提供了危机预警的范式。
书中以齐桓公纳“九九算术”的小事为例，倡导统治者应降低建言门槛。
这种“以小引大”的劝谏艺术，正是司马光所推崇的“仁君纳谏”与“忠臣进言”的理想互动模式。
梅福在历史中只是一个微末小吏，但他的思考穿透了时代。
《资治通鉴》收录此文，正是要提醒后世：权力的稳固不在于压制分歧，而在于能否将反对者转化为建设者，将民间智慧转化为治理资源。
梅福的这篇上书因其深刻的政治洞见、对核心问题的剖析以及所体现的士人风骨，成为了《资治通鉴》中一个重要的历史注脚。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