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着锅屋南墙,圈四五平方大的猪圈,上半年养一头猪,下半年养一头猪。
当日子渐渐好转,我父母决定下半年这头猪不再卖掉,而是用来S肉过年。大哥一家四口,二哥一家四口,加上父母和我们未成家兄弟姐妹,十几口子蒸包子、炸肉圆、做六大碗,等等,需要不少猪肉。
但是,生猪变成一堆白花花的肉,不全是我一家吃,也不全是过年那几天吃。
既然S猪,除了自家欢天喜地,得给左邻右舍、村里亲戚,送一些猪肉 ,否则,日后如何见人?还给平时欠下人情的家庭,分些五脏六腑,作为答谢。
全家人过了一个油汪汪的肥年,剩余猪肉浸入瓦缸腌制,留待以后细水长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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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过完正月十五,我们觉得家里的伙食一天比一天清淡,就想着割一块腌制的猪肉(我们称之为咸肉)上锅烧烧,父母却是脸一冷,不准许。
咸肉看到吃不到,我们少不了嘀咕父母抠抠搜搜,心里也常常抱怨父母小气吧啦。
一直等到五六月份,遍地金黄的小麦开始收割,白天黑夜忙得不可开交,父母才舍得把目光投向屋梁下悬挂着的咸肉。
与咸肉搭配最多的是青菜和卜页(豆制品),一烧就是一铁锅,尽管肉少菜多,但浸泡了猪油的青菜和卜页同样香喷喷,我们吃得呼哧呼哧,满脸冒油。
要是父母哪天手脚变大,也会给我们烧一锅咸肉菜饭,于是,一只搪瓷碗端在手里,油汪汪亮闪闪的菜饭堆到鼻尖,如果饭头上面再覆盖一层细磨红辣椒,那么,我们几乎连搪瓷碗吞得下肚。
收完小麦,准备栽种水稻,这个空隙,舍不得动咸肉的。由于平房低矮通风效果差,悬挂的咸肉开始发霉变质,绿毛覆盖之下蛆虫爬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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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人,根本不把小小的蛆虫当回事,河水洗洗,照常放进锅里。
更有人家,咸肉放置两三年,被风抽干所有水分,再被泥灰包裹,与硬邦邦的铁板没有任何区别,上锅烧之前先在水里泡一天,再用石刀刮半天,猪肉本来面目才会露出来。
有一次,父母去窑厂搬砖头,早上出去,晚上回来,饿得前心贴后背,掀起木锅盖,只见铁锅内咸肉萝卜腾腾冒热气。父亲放下锅盖,随手抄起扫把,一下子拍上姐姐的后背。
姐姐像鸡毛毽子一样一脚蹦到门外,一边远远跑开,一边骂父亲良心叫狗吃了。
姐姐不经父母同意,就烧了剩余的半块咸肉,当然不能说自己嘴馋,原因是心疼父母起早贪黑搬砖块,来回撑船百十里。
父亲之所以生气,原本打算把这块咸肉留到下个月,招待远在外地的他妹妹我姑姑。
就算下个月我姑姑不回来,水田开始插秧,忙得人仰马翻,正需要咸肉补充能量。
姐姐十六岁,已经大姑娘了,因为一块咸肉被父亲追着打骂,站在门前围堤上,对着父亲立下弘誓大愿:你要是哪天死了,我不作兴掉一滴眼泪。
当然,姐姐的话当不得真,自己成家之后,对父亲的诸多怨恨一点一点随风飘散,说起过往作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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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成家之后,父母依旧每年S猪过年,每年寒冬腊月腌制猪肉,我们兄弟姐妹都有份。
当家方知柴米贵,我也细水长流过日子,舍不得把咸肉一次性吃完,每次只割一小块,剩余部分悬挂半空。
我家当时租住城郊民房,低矮,湿气重,想不到的是,咸肉生蛆了。丝毫不犹豫,我准备扔掉,被母亲一把拦住:扔不得,扔不得,遭雷打呢。
儿子幼小,我还要上班,母亲从乡下来城里帮助我带儿子。
我这个人在吃上不挑食但又很娇气,小时候吃上顿没下顿的日子,只要发现米里有虫子,总要大惊小怪,煮出来的粥与饭坚决不吃。事实上,米里虫酱中蛆,在农村司空见惯。
而我,连米虫尚且不能接受,何况叫人恶心的蛆?
我背着母亲,把生蛆的咸肉扔进屋旁小河。母亲得知,赶紧跑出去打捞,而河面上空空荡荡。
母亲反复嘀咕我不知好歹,应该让她把咸肉带回乡下。
生蛆的咸肉从城里带回老家?我觉得母亲很可笑,顶撞了母亲,具体说些什么不记得了,但母亲生气的样子依旧留在脑海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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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连抽三根火柴才把一根烟点着,吸了两口,就掼到地上,再用鞋底碾碎。
“不是看你一个人带侠子(孩子)忙不过来,这城里我一天都不想蹲,就是拿绳子都扣不住。”母亲撂下这句话,抱起我儿子往外走,直到天黑才回来。
我父母都经历过大饥荒,最困难的日子,大人小孩饿死不在话下。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绝对不允许浪费一粒粮食,说把粮食当做命,一点不夸张。
多年之前,老屋拆迁,我父母跟随哥哥搬去新的居民点,从此养不成猪,也就不再S猪过年,腌制咸肉的习惯跟着割断。
但记忆不会消失,有时想起来,只觉得那些过往场景,油汪汪,亮闪闪,活色生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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