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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红萝卜，其实是一个小女孩的手指。十根短粗的手指头，像冬天的萝卜，皮横着裂开，露出里面的肉。两只手，好一些的地方是红色，伤了的地方就是紫色或者黑色。
我第一次注意到这双手是在一个北方的冬天，它们被卫生纸厚厚地包着，我问她：“你的手怎么了？”小姑娘低着头回答：“被开水烫到了。”她打开变硬变黑的纸给我看，肉是紫了，可能是敷了一些药粉吧，有的地方看着泛白。小姑娘告诉我，星期天她想烧些热水，可是房东婆婆怕费煤，不让她烧，于是她偷偷烧了水，心惊胆战地，终于等水开了，她去端那口大锅，可是人小灶台高，偏偏那口锅还那么沉，一个没端稳，水就洒在了她手上，她又怕被房东发现了自己偷着用煤，就慌忙用卫生纸草草包了手不让别人看见。
小姑娘那时只是三年级，九岁。农村的父母把她送进城里读书，就住在小学校门口的居民家里。送进来，父母几乎就不再过问她们，一切都需要自己照顾。她们住宿的地方我见过，几摞砖匀着摞在地上，上面搭几条木板，几卷铺盖往上一铺便是划分清楚的床位，这是在县城里属于她们的小小归属。吃的东西三餐可能有两餐一样，但是每天菜式肯定不会变化。早上小米稀饭、馒头，中饭白菜土豆烩在一起，晚饭或者跟早饭一样，或者是面条，总不会见着一点荤腥。父母一个星期给她们两块钱，她们又把这些钱花在房东的小卖部里，一毛钱的辣条辣片、两毛钱的日本豆腐已经是珍馐，然而这些不能常吃，毕竟还要买五毛一个的本子，一块钱一支的钢笔。
最后一次听那个小姑娘的消息是在高考后，她因为成绩差留级，还在读高中，或者说只是名义上在读，因为她已经在“混”了。所谓的“混”，就是与一伙相似的少男少女，挥霍着她最后一点资本。作为一个少女，她仅剩的资本也就是她是个“少女”。因为没有拥有过什么，所以也许一个少年对他的几句温存便可以换来她的执着相守；抑或是一个中年人的几张红色的钞票便可换来一夜云雨。她一定不会再回农村，比贫瘠的黄土更可怕的是贫瘠的人心。
很多这样的女生都去了更大的城市，可是，不论一个城市怎样的大，一个什么都不会什么都没有的女生要想立足，都比立针还难。
我有几个表姐也是这样，有两个去了省城，回来便是一口蹩脚的夹杂着乡村口音的普通话。我之前觉得她们的言行很奇怪，老家人之间说话通常不会用普通话，而她们却坚持与父母都用普通话交流。还有她们的穿着，虽然一直追赶着潮流，却总是用力过猛。现在我懂了，在父母面前，她们的口音和衣服是与农民区别的标志；而在我们面前，便是撑着场面的武装。
那个小姑娘和我的两个表姐，她们是一个一个的人，也是一群人。在发展的浪潮中，有的人被稳稳地扶在浪尖上；有的人会有很多人来教他们怎么游；而小萝卜们，则被一把推进洪流中，脚步慌乱，任水流裹着他们奔向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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