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宰治,"私小说"领域的天才作家。与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齐名,被视为日本战后文学的巅峰人物,后人将其称为无赖派大师。
他出生于日本东北地主家庭,从小体弱敏感中学开始对文学着迷,崇泉镜花芥川龙之介。高中时立志于文学创作开始发表随笔。1935年,凭借《逆行》入围第一届芥川奖候补作品。1945年,《女学生》获得第四届北村透古文学奖。他的《人间失格》《斜阳》《goodbye》《维庸之妻》等被认为是其最优秀的作品。
太宰治一生多次求死,直至1948年自杀。在其短暂的一生中,他向世人展示了无与伦比的文学才华,留下众多不朽佳作。其多数作品采用私小说的自我告白行式,充满了纯粹而敏锐的感受性,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
太宰治于1906年6月19日出生在日本青森县北津郡金木町一个大地主家庭。父亲是一个多额纳税的贵族院议员,尽管津岛是一家津轻片穷乡僻壤,远近闻名的豪门望族,却是依然靠投机买卖和高利贷。而发家致富的暴发户,因此"我的老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家谱","实在是一个俗气的,普通的乡巴老大地主。"这样一个豪华而粗鄙的家庭,使太宰治滋生了一种名门意识,同时又使他终生对那种真正的贵族抱有执着的憧憬,因此他的一生一直在留恋依赖这个家庭的背叛,批判这个家庭的矛盾中挣扎搏斗,以追求个人的自我价值。
不难看出,太宰治作为金岛家的公子,为这个家庭感受到了自卑和自豪的矛盾,而这种双重情感的分裂与太宰治一生的极度荣誉感和自我欠缺感的性格基调,乃是一脉相承的。
从小在周围和学校受到的不同于一般人的优厚待遇和自幼的聪颖敏感,以及名门意识,使他感到自己是不同于他人的特殊人种。这种极度的自尊和优越感发展为一种极度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导致了他所谓的选民意识而过分的至今又导致他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敏锐的感受性,并必然在粗糙的现实中动辄受伤,在冷漠的家庭中他似乎早熟的解构着他人的面目和人类的本性,从少年时代起就反复经历了对荣誉的热烈憧憬和悲惨的失败,进而是对人性的绝望。
正是这种极度的自尊心和容易受伤的感受性,构成了太宰治医生的性格基调,它不难演变成一种对绝对的苛求,对至善至美的最高理想的执着憧憬,容不得半点瑕疵的洁癖,这种绝对的追求,因为缺乏现实的根基和足够的心理准备,一遇到挫折就容易蜕变成强烈的自卑和完全的自暴自弃。要么完美无缺,要么彻底破灭,这无疑是最好表达了太宰治医生的纯粹性和脆弱性,同时亦不妨看作现代青春特性的集中写照。
作为家庭的第六个儿子,加之父亲的忙碌和母亲的体弱多病,他是在叔母和保姆阿祖的养护下长大的,他生活在孤独寂寞的世界里,渴望着热烈的爱而又无法得到,这使他感到有一种被世界抛弃了的悲哀,外界对于他永远是个可怕的存在,仿佛自己被排挤在社会外,不能与现实社会和他人发生有机的联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反而使他能够站在现实以外,利用自己的批判意识来认识乃至批判家庭和社会中人的冷漠,虚伪和庸俗。可以说,在社会和外界遗弃了太宰治的同时,太宰治也拒绝了伪善必俗的外界社会,从而使他的内心世界与现实世界的隔膜和分裂愈演愈烈,以至于发展成为一种尖锐的对抗性。因而,它对世间的认识永远是静止的,甚至不乏极端的成分,并依靠着这种极端而成就了一种绝不妥协的纯粹性。他蜷缩在自己独自的世界,形成了一个封闭性的自我,再加上物质条件的优越,使他得以在一个远离了实用性和人生操守的超现实境地中,在浪漫的主观世界里,编织着自己至善至美的理想花环,以致为基点去认识现实和批判现实。
而这种脱离了实际生活的批判意识,因为处在丑恶的现实之外,所以使他能够在剖析实际生活时变得更加犀利,更加纯粹的同时,也容易变成一种不结果实的花朵,一种必然败北的斗争。
而太宰治的极度荣誉感和强烈的批评意识,从外界转向自我时,追求着至善至美的性格,又使他无法肯定自我价值,从而对自我进行了毫不留情,甚至是苛刻的反省,迫使他背负着在常人看来大可不必的自卑意识和自我欠缺感。作为大地主的第六个儿子,太宰治有一种家庭的多余人的意思之后,随着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在与平民百姓的接触中发现成了一种社会的多余的意识,于是他陷入了一种现实的批评者和理想的追求者之间的深刻的矛盾中,以至于不得不在早期的作品往事为提手,录下了魏尔伦的诗句,上帝选民的恍惚与不安,俱存于吾身。
在这种极度的苦恼,自我意识的分裂中,怎样解决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呢?他说,我终于找到了一个寂寞的排泄口,那就是创作在这里有许多与我的同类,大家都和我一样感受到一种莫名的颤栗,做一个作家吧,来做一个作家吧。于是太宰治在一个远离了现实地方,在一个独自的世界里,文学中找到了孤独和不安的排泄口,使主观理想主义与客观现实在一个架空的世界里创造的天地中,依靠观念和冥想得到了战士的统一。
除了在文学中寻求矛盾的暂时缓和以外,在实际生活中,太宰治被迫走上了一条自我破坏的道路,对市民社会的虚伪性和陈规陋习深恶痛绝的他拒绝了那世俗的追求和自我价值的道路,而是通过确认自己是自我的欠缺甚至牺牲自己这样一种貌似无奈的方式来达成旧的道德秩序的解体,以换取一种废墟的生命力,实现一种曲折的自我肯定,自我升华,摆脱过剩的自我意识的泥涝。而大郑末年昭和初期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恰好成了他确认自我欠缺感,进行自我破坏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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