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先生的火和陆键东出版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有关，与他所写王国维碑文中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宣言有关，因为无论在哪个时代，专心学问是每一个读书人的最高梦想。近代社会的动荡将大多数人裹挟，无法置身事外。而陈寅恪先生无论在哪个时期，始终恪守着自己的道德标准和行为方式，本身就是值得尊敬的。
于他本人来说，谁在台上，并没有多大的区别，因为他的学问重点在于史学。虽然时局会引导年轻人，但是他坚信文人的纯净可以生存，所以他没有离开去香港台湾。即使生存环境极为恶劣，他照样著书立说，只可惜在六十年代全无理智可言的运动下，随着保护文人的官员一一倒下，最终这位恪守自己学术立场的老人还是在无人道的批斗中离世。
和他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妻子唐筼一个多月后随他而去。
陈寅恪出身很不错，家族里有名可循的人很多。祖父陈宝箴，是清代一方大员；父亲陈三立，是清代诗人，同光体的代表人物；哥哥陈师曾，是一个艺术家。这么个出身名门大族的公子哥，从小接受中学和西学教育（陈宝箴作为湖北、湖南巡抚，和陈三立都是政治上的维新派），十二岁就能背诵“十三经”，然后被送去日本，开始了长达八年的周游列国求学之路。
陈寅恪的求学之旅，按照普通人的眼光来看，是失败的。因为他游学八年，两度去日本，两度去欧洲，去的都是名校，却没有带回来一张文凭。他最高的文凭就是第一次东渡日本回来后在复旦公学拿到了毕业证，而这实际上顶多就是个高中或者中专之类的文凭。
为什么多年的留学之路，没有拿到一张博士文凭？方鸿渐还弄个假的回来糊弄父老乡亲呢，陈寅恪一直在花天酒地，虚度时光吗？
事实正相反。陈寅恪认为，花上两三年的时间只为一个课题，追求一张文凭就是浪费，就没有时间去学别的东西了。他的这种态度不仅仅在于对学历如此，即便是对生活、对爱情也是这样。在他心中，除了学问，其他的事情都不值一提。所以到了三十八岁上才和唐筼成婚并相伴终生，这和那些民国风流才子完全不同。
因为陈寅恪起点高了，很多事情他根本不在乎。
虽然只有复旦公学的文凭，清华在组建国学研究院的时候，他却和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并列为四大导师。王国维是“帝师”、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的领袖、赵元任是民国最帅的语言学家，这三位都是名动九州的大家、名家，只有陈寅恪没有文凭，当时也没有著作等身。后来其他三位死的死，走的走，只剩下了他，名声、地位日益崇高，学术也更加精进。
后期的陈寅恪是文史哲一把抓，什么都敢教，什么都能讲。还有所谓的“三不讲原则”，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也不讲。为什么能做到这些？除了根基深，求学广，关键是学习能力强，他的思考、见解一直在充实、更新。
在学校期间，他被学生们称为“太教授”，因为上课的时候不仅仅学生去，很多教授都跑去旁听。学问之渊博，课堂之精彩，是为一时盛况。
陈寅恪不但是“公子中的公子”、又被称为“教授中的教授”，你说这样一位人物，没有真才实学，当得起民国那么多才子的交口称赞？
今人吹捧陈寅恪，大都并不真正了解他，只知道他学问大，而且忠于学术，特别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喊出了所有人（不仅仅是文人）心中的想法。为什么会有人来质疑吹捧过火？可能是某些朋友被宣传过后，去详细了解陈公子的学术成就，感觉并没有惊天动地，而且建国后又不认真搞学术，却写了一部为歌女立传的《柳如是别传》，简直是有辱斯文，所以这些朋友就觉得上了陆键东的当，开始提出质疑。
这是一种正常的反噬。不论吹捧还是质疑，其原因还是对陈寅恪的学问并不真正了解。
陈寅恪的学问有多大？
深不可测。
就拿传统文人视为末技的诗词来说，陈寅恪可以说是民国最大的诗人，即便放到清朝几百年，那也是数一数二的。他在清华讲课，出考题，从来都是出口成章，精工对联。比如有次上联“孙悟空”，大家都知道下联是“祖冲之”，后来的周祖谟则用“胡适之”来对，博得了陈寅恪的青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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