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是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作品，许多人知道这本书大抵是因为知道“日本人生性及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贞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十分欢迎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行为的观感，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会被罪恶征服。他们的士兵受到彻底的训练，却又具有反抗性。”这段话。
而关于题目的释意，各家各派也给予了许多解释，但是，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解释都是牵强附会，其荒谬程度和高中语文阅读题的标准答案一样不相上下。因此，当我们想要真正的了解一个题目时，一定要去寻找作者在书中的相关论述，本尼迪克特在书中解释到：菊是日本皇室的象征，而刀是理想化的自我负责的人的一个比喻。
当我们读书的时候，总是能够得到许多信息，那么这篇文章的任务就是把它们一一呈现出来。
一、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人类学分为两类，一种是文化人类学，一种是社会人类学。而作者作为文化人类学家在书中的第一章便提出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方法。
文化人类学家在做人类学研究时最重要的就是观察，他们往往会去那些他们所研究的原始部落去生活，通过观察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伦理道德体系来判断这一部族的文化特点。然而本尼迪克特因为战争的原因，很难到达日本进行研究，也就无法通过切身观察的方法来得出自己的结论。因此通过大量阅读描述日本的文献，以及相关资料来研究日本就成了重要手段甚至是必要手段了。
我们都知道日本是有天皇的，天皇具有十分重要的宗教象征，而具有这种“天皇式”社会的人类群体有很多，比如说太平洋诸岛的部落，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圣主，圣主是无比神圣的，以至于别人不能够碰他，吃饭时要让别人去喂，他不能够走路，因为他踏过的每一寸土地都会变得无比神圣，以至于这些土地要归于他的名下，所以圣主出行时，必须要坐在轿子上然后被别人抬着走。其实通过不同部落，群体之间相似文化的比对，也可以对所研究的文化有更好的理解，这也不失为一种研究方法。当两个人交往很深时，他们的生活方式会产生一定的相互影响，双方都会适当的接受对方的生活方式，并依据自己的价值观对其进行调整。两个人如此，两个部落也是如此，一个部落可能会与临近部落分享超过90%的习俗，它也会接受其他部落的生活方式和习俗，只是这个部落会对对其所接受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俗做出调整以适应自己的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体系。那国家又是什么样呢？，其实国家也是如此。所以在我们研究文化人类学的时候，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似性，并做出推理和比较才显得很重要。
但当我们进行研究的时候，往往会有这样一种情况：我们总是以自己国家的思想和文化去考虑我们的研究对象，在研究他国文化的时候就会以一种偏激的方式去理解，以至于产生错误的判断。所以这种行为是断然不可取的。就像在生活中我们总是以自己的价值观为标准去评判他人，亦或是以社会主流共识为标准，其实这些都不可取，真正的评价一定是以完全客观的原则和角度去分析这个人做这件事的原因，去思考这个人为什么做出这样的抉择，如果我们这样去想，世界上会多多少份豁达。
有的人总是说本尼迪克特没去过日本，就读了一些日本文献，问过她身边的几个日本朋友，就写出了这本书，因此很多人就说这本书不可信，全书使用了不合理的方法论。但我不这么认为，本尼迪克特对日本乡村社会的描述十分贴切，而且她也对日本做出了许多预言，在今天看来都是正确的。
二、日本社会的等级制
中国的等级很简单：士、农、工、商。日本也是如此，但两国的士含义不同，中国的士是读书人，而日本的士指的是武士。但在日本社会，除了正常的士农工商之外，还有两个更低的等级，他们被称为“秽多”和“非人”，也就是日本社会的贱民。在日本社会中，等级观念根深蒂固，而且每个等级中的日本人都要在自己的位置上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在幕府时期，将军掌握了实权，而天皇丧失了实权成为了傀儡式的人物。然而我们要注意一点，一个大名要想真正的统治全国，就必须要接受天皇的册封，也就是被天皇授予“征夷大将军”的封号。换句话说，将军的权力来自于天皇，没有这个名号那就是非法的。在这个例子中天皇填补了等级制中的一个角色，而正式由于这一点，才使得在后来的明治维新中天皇迅速地掌握了权力。但是在社会中，等级如果僵化，那会是一种非常不好的现象。所以世界上的国家处理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采用宗教的力量束缚人们的思想从而加以控制，另一种是通过设计种种方式来使人们在不同的阶级之间流动。譬如中国古代王朝的科举制，日本幕府时商人可以让自己的儿子入赘到某位大名家，这样这个商人的后代便可以拥有其岳父的姓氏（地位），以及自己家族的财富，从而实现一举两得，或者商人们把自己的儿子过继给大名。
德川幕府统治时期就竭尽全力地维护等级制，利用这一制度来稳固自己的统治。
本尼迪克特把日本人一丝不苟地恪守等级制规则称之为“各就其位”的态度，至于这种态度形成的原因，我会在下面进行阐释。
放眼世界，日本人也有一套自己的等级观，在东亚，日本人认为自己是东亚文化圈里的大哥，其他的国家（包括中国）都是自己的弟弟。大哥有权利去干涉弟弟的事务，并且弟弟要对大哥有绝对的服从。日本人对于二战之前西方的秩序极为不满，他们力图要建造一套自己的等级秩序。日本天皇在与德意结盟的诏书中提到了这一点。不过我认为这一想法付诸实践的前提条件是有实力。
三、日本社会的伦理道德体系：
这个是《菊与刀》中最核心的内容，日本人的伦理道德体系归根结底还是基于日本社会的等级制。日本社会中最重要的是两个词：义务和情义
1.义务：
义务一指忠，二指孝。忠指的是对天皇的绝对忠诚，每一个日本人都要对天皇保持绝对的效忠，而对天皇的效忠是每一个日本人终生都要履行的义务。对父母的孝也是每一个日本人都要终身履行的义务。在日本人的思想中天皇和父母对他们本身是有着无限的恩情的，所以日本人有一句话叫：永难报恩于万一。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永远难以报答施恩者所施恩情的万分之一。这是日本人不限时间，需要终生履行的义务。
2.情义：
日本社会的情义有两种：一个相当于我们中国的人情债，另一个是对自己本身名誉的维护。
a.如果说日本人对于直系亲属，比方说父亲母亲要履行义务的话，那么对于其他的旁系亲属或者是不太重要的亲属就要报答这种情义了。在生活中对他人也是如此，中国有一个成语叫礼尚往来，别人给我们送了一份礼，出于面子我们会给他们送一份比对方送给自己的礼物更贵重的礼物，在过年给压岁钱时，如果说别人的妈妈给了我100块钱，那么自己的妈妈就很有可能给别人200块钱，如果给100块钱的话，自己的妈妈很有可能会认为自己是在敷衍对方，从而使这种礼节关系断绝。但在日本不是这样，双方送礼和还礼的礼品价值必须对等，否则那个送不太贵重礼品的人会认为你是故意让他欠下对你的人情债。因此在日本社会还礼比送礼大是一种忌讳。
b.日本人对自己名誉的无限维护也书一种情义。二战时，美军击败了在日本绰号“马来之虎”的山下奉文将军。可是在日本广播电台报导此事时却说美军已经落入了山下奉文将军的圈套之中，这一切都在山下将军的计划之中。这就是一种对个人名誉的维护。还比方说，在日本的社会，家臣是必须要效忠主君的，一旦主君羞辱了家臣，那么这个家臣就可以杀死主君，并且不会受到道德谴责，反而会受到人们的褒奖。对个人名誉的尊重与维护导致日本人会以一种正义的眼光看待复仇行为。在国家层面，日本人对于自己名誉的重视使得日本人在做事情的时候总是秉持着现实主义的态度。这是日本人保持两面性的原因之一。
本尼迪克特在研究日本时发现了这样一种现象：日本人在工作时不喜欢竞争，一但在工作单位里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竞争关系，那么这个单位里的员工工作效率就会比较低下，相反那些不太注重竞争的员工，工作业绩反而很高。这也是那种情义在作怪。由于日本人对自己名誉的重视，导致日本人极具羞耻之心，而羞耻之心会使日本人对于失败产生畏惧，因为一但失败，别人就会知道，那么你就很有可能面对别人的质疑与嘲笑。对失败的畏惧使得日本人对竞争产生一种冷漠的态度，这就是那种现象产生的原因。
3.羞耻文化：
作者认为今天世界上的主流文化有两种，一种是以西方为代表的罪孽文化，另一种是以日本为代表的耻感文化。所谓罪孽文化是以自身的良知为主要推动力，自己做下错事就会感到内疚，不管他人是否知道，以忏悔或告解的形式来减压的一种模式。而羞耻文化不是，这种文化是以外在约束为主要推动力，自己做不做错事没有关系，只要别人不知道就可以。私以为罪孽文化是以人性本善的基本观念为基础，而羞耻文化却是以人性本恶的观点为核心架构。但是矛盾的是，日本人本身是相信人性本善的，他们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真正的恶。所谓的恶只是没有履行一些圈子里的义务或情义，比方说忠孝不能两全，有些时候他们为了报答一些情义，就会使另外一些情义没有得到报答，甚至是辜负了施恩者，这些都是因为种种客观条件而产生的无奈选择。那么当这些情义和义务产生冲突时，他们该如何选择呢？义务一定要大于情义，在义务范围中，对天皇的忠是最高价值，它的优先级是最高的。
本尼迪克特对于羞耻文化的分析和理解是这本书最大的亮点。
那么在日本人履行他们的美德时有没有一个事物能对他们起到正向的加成作用呢？有。那就是真诚。
真诚是日本人履行一切美德的根本基础，一切美德的实行都依赖于真诚的推动，真诚是履行美德时不遗余力的一种态度。羞耻也是如此，所以是两匹马共同地拉着日本人向美德之路前进，将他们引向由日本精神规则所标志出来的道路。
一个日本小孩对一个美国传教士讲：他要飘洋过海到美国去看看，那个美国传教士嘲笑了他，那个日本小孩对他说：“你不真诚”。若干年后，那个孩子真的凭一己之力去了美国，这是他对于自身名誉的一种维护，也是他对于真诚的一种履行，不遗余力的利用自己的才华，避免内心的冲突，去完成自己的目标。
中国有一句古话叫“知耻近乎勇”，其实耻是一种动力但是在日本文化中，耻已经成为了一种负担，日本人因为羞耻而畏惧失败，不愿竞争；自己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时总是要关注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久而久之，这种负担越来越重，以至于到了压垮他们的程度。那么日本人就要寻求一种能够缓解甚至消除这种负担的方法。在隋唐时期传入日本的禅宗给了他们很大的帮助。
日本人把这种修炼的最高境界称为“圆通”，换言之也就是一种“无我”的境界。这种“无我”境界一但达成，日本人就不会考虑旁观者的存在，从而专心致志地去从事某样工作，使得自己的效率达到最大化，成功的可能性最高。
“我”这个概念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代表着行动的“我”称为“行动者自我”，另一个“我”代表着外界对于我的观察，或者说是我认为外界对我的观察，亦或是自己对于自己的观察，总而言之网能感受到的一切观察者的集合称为“观察者自我”。所谓“无我”就是要使观察者自我消失，使得“行动者自我”与自身的行动完美的结合起来，使得行为意志直接控制行为，摆脱观察者自我的干扰，从而使自己的成功效率最大化。这其实就是佛家禅宗的一套理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里说到：“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无有颠倒所想”就是这个道理。
提到“圆通”就不得不说镜子在日本人文化中的作用了。你自己去照镜子的时候，镜中的映像只有你自己，也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没有任何的人去影响你，只有你自己在观察着自己，在这一刻照镜子的人抛弃了外界的自己的注视，“无我”的境界得以体现。
四、日本的儿童教育：
我在上面已经讲过，日本人矛盾性的体现之一就是对于自身名誉情义的维护使得日本人以现实主义思想去做事。另外一个原因就在这里，日本人的两面性也源于其童年教育的不连续性。
日本的孩子在童年时无比任性，在那个时候他们可以任性到要让大人满足自己的一切要求，甚至可以去打母亲。然而他们长大之后却要受到社会中诸多因素的限制，这两种极其矛盾的情况注定了他们就是这样的结局。
但是，在任性与束缚之间一定是会有过渡的，那么家庭和社会教育在其中就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他们会让在教育过程中不断的向孩子渗透那个成年人的讲道德的情义世界。
而在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中，最有利于让他们准备良好过渡到情义世界的方式就是嘲笑。
比方说一家日本人在吃饭的时候，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因为一些小原因（可能是争执一些东西，或者被长辈训斥了）哭了起来，那么母亲就会指着饭桌上更小的孩子说：“你看那个小小孩都没有哭，你这么大反而不如人家”就是诸如此类的话，还比方说如果一个略大一点点孩子还想吃母亲的奶的话，母亲就会指着那些比他还小的孩子对他说：“你看那些小小孩都断奶了，你怎么现在还这样，妈妈不要你了”说完之后还假装做出抛弃的行为，这会让那个孩子十分恐惧，而这样的对比还限制了那个小小孩的行为，因为他就必须要坚持别人夸赞自己的所谓的优点（不哭，不吃奶）。束缚就从这里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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