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为政》中记载了孔子曾说过的一句话“君子不器”。南宋的朱熹对此有自己的解释：“器者，各适其用而不能相通。成德之士，体无不具，故用无不周，非特为一才一艺而已。”大意是每个器物一般只具备一种功能，服务于一种目的，但人不能变成这样一种“器”，要全面发展才好。朱熹站在儒家的道德本体论立场上，认为人与器的差别在于“道德”，而在所有的道德标准中，“仁义”又居于首要地位。所以一个人只要能能遵从“仁义道德”，他就是能文能武、通才通识的“君子”。子夏也说过：“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致远恐泥，是以君子不为也”。这是基于道德本体论立场否定从客观对象身上寻找自然规律的重要性。
英国哲学家科林伍德在《自然的观念》中对“进化”观念进行历史性梳理时，提到了“发展”并提供了定义：发展就是一个东西致力于称为它还不是的东西（例如一只小猫致力于成长为一只大猫），而一部机器在未完成状态下干不了任何事情。与机器相比，人与自然界永远处在“未完成状态”，而且即便“未完成”，仍然能履行某种功能。在人与器的区别上，科林伍德与孔子是一致的。
但怎样才能“不器”呢？朱光潜先生在《看戏与演戏》中总结了两种路径，一种是“静观”，一种是“实践”。前者“始终维持一个观照者的地位，吸纳这世界中的一切变化，使它们在眼中成为可欣赏的图画，就在这变化图画的欣赏上面实现自我”，后者“使我成为推动机器的枢纽，在这世界中产生变化，就在这产生变化上实现自我”。柏拉图和佛老属于静观者，秦始皇和拿破仑则属于实践者。但无论哪种，都在努力发展成自己“还不是的东西”。无论在认识上更接近真理，还是在实践中取得成绩，都是在发展，都是“不器”的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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