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零零年十月份，由于光平电子厂效益不好，也是为了陪我这位兄弟共闯未来，全勇同学执意辞工，办完手续，我们各自拖着行李，搭公共汽车辗转到达自认为繁华的经济特区深圳。
香港刚刚回归祖国，与之一水相隔的深圳，依然维持着关内关外之说。外来人员没有边防证，只能止步于关外的宝安。机缘巧合，刚好遇上一家火锅店开业需要招工，应聘上了传菜员，也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服务生。白衬衣、红马甲、黑领结、黑西裤、黑皮鞋，一番打扮后两个人同时上岗。
火锅店老板是湖南人，道上出身，身材高大魁梧，一米八有余，椭圆形脸，短发，皮肤较黑，说话生音浑厚洪亮，走路大步带风，腰里挂着摩托罗拉手机，有些大哥气势。老板娘是重庆人，中等身材，短发面条，时常浓妆艳抹，打扮时尚，两人都在三十五岁上下。店里一位大厨，服务员三男三女，包含一名本地女领班。一共九人组成了火锅店团队。
在这里上班，虽然工作时间较长，每天早上九点工作到晚上十点甚至十一点，下午有两个小时休息时间，没有加班费。但吸引人的地方就是伙食好，四个男人住在一个宿舍条件也不错。
有人说，去外就餐千万不要得罪厨师和服务员。那时的经历让我彻底认同了这个观点。大厨好像是四川人士，身高一米六五左右，前额微秃，走路忸怩，言表稍带娘炮味道。 某天，食客反映一道菜不熟，于是我端回来后厨给他再加热，重新出锅后他手托盘子说：“哪里会不熟，这款菜式本身就炒到这个程度，不懂在那里瞎几把乱叫。”话音甫毕，“呸~呸~呸~”对着菜就是几口乱唾。那道德败坏的动作、表情、神态简直是入其骨髓，至今历历在目，回想起来就令人做呕。
后来跟老板、全勇同学我们四个一起打麻将，大厨欠了钱，全勇同学说：“如果是其他人，这个钱我们就不要了，但偏偏是他，我们一定讨回来。”仍记得把他关在宿舍，三人坐在铁架高低床下铺，他和全勇协商如何还钱，我拿着撑衣棍不住在地板上“咚—咚—咚—咚—”，有节奏的砸出具有威慑力的声音，就差喊出“威——武——”两个字了。最终有没有要到钱已记不起了，之所以做这件事，就是对像他这种品质的人最大否定。
活至二十岁，经历的别扭事情实属不多，在火锅店打工期间发生的一件事，算是尴尬到极点。
晚上十点左右，老板二人见生意冷清，给我们打了个招呼，提前携老板娘回去了。前脚离地不到三四分钟，我便对全勇同学和其他同事说：“真累，反正没有客人，来吧，喝两杯。”于是起身把马甲领花褪下，甩手搭在椅子靠背上，还没来得及坐下来。一个魁梧的身影出现，抬头斜睨，原来老板回来了，目光相碰，我瞬间瞠目结舌。与他对视了几秒钟，像个哑巴一样，不知所措的傻傻愣在那里。
还是老板身经百战，反应极快，好似精通四川变脸一样，骤然微笑说：“也快下班了，你们放松一下吧。”然后进屋拿完东西冲我们招招手便离开了。
每每回想起这件事，我都对自己这种放纵行为深感赧然，身为员工，不论身居何职，都要站好每一分岗，这是一种责任！
还有一天休息，不知是何原因，自己喝了两小瓶二两半的红星二锅头，结果醉卧床铺污物中，不堪入目，醺的大家无法入住。这也算在宝安打工的一个小插曲吧。
隔壁“化州鸡饭店”与我们的火锅店相邻，生意却恍如天地，一边门庭若市，一边却门可罗雀，老板实再也无力阻挡生意惨淡的车轮继续向前滚动，挣扎了两个月后，终于召开会议，宣布倒闭。老板始终是性情中人，散伙饭上依然豪情不减的说：“现在给你们打欠条，我肯定会东山再起，，亏的工资到时一分都不少补给你们。我也留下手机号码，你们有困难了，随时打电话给我，我肯定会出手相助。”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但我跟全勇同学从未打过那个手机号码。他说的是真是假毫无意义，我们只相信自己。
全勇同学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重新回到清溪光平电子厂上班。我穿着白色长袖衬衣，在原火锅店附近找了一个星期的工作，也打电话给老家堂哥卫华，企望在深圳的他能介绍工作，都未如愿。
相信天无绝人之路！下一站，继续跟随全勇同学的脚步，重返清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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