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出版社2025年5月，作者马青尘、冯俊龙
比较史学带来的启示
著名史学家吕思勉在《历史研究法》中说：“历史是维新的佐证，不是守旧的护符。”《晚清传奇朋友圈》以人物、故事呈现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个人事功与交际，以及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社会真相，是让读者通过历史学习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反对“依葫芦画瓢”式的急功近利。
社会不断变迁，个人被时代协裹。晚清重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三人的交往纠葛，不仅是个人命运的交织，更是传统中国向近代转型的典型样本。用现代语境下的“朋友圈”来阐释他们以及他们所处时代的关系，可谓匠心独具（别具一格）、恰如其分。
曾国藩是程朱理学的卫道者。他视“诚正修齐”为立身之本，以“克己复礼”对抗太平天国的“异端邪说”。由他一手打造出来的湘军，不仅是军事武装力量，更是“卫道”砥柱。曾国藩举兵首先卫道，次而守护皇权，结果却陷入理学精英主义的局限，湘军后期腐化，几至难控；左宗棠是经世学的实践家。他突破理学空谈，主张“实事求是，不托空言”。他将“经世致用”转化为军政、边防实绩，但在制度壁垒下，实难突破；李鸿章是实用主义的先行者。他睁眼看世界，很快接受并推广洋务新思潮，首创“官督商办”模式。但他只学到西方先进思想皮毛，难改体制根本，奉行“羁縻之道”，却是“舍本逐末”。
大厦将倾的晚清王朝，改革更需曾国藩道德内省的价值引领、左宗棠技术改良的实践革新、李鸿章实用重利的创新胆识。只有三者心无芥蒂的精诚合作，方有扭转乾坤的一线希望。
但是，作为封建体制下的时代精英，因为性格缺陷、权力争斗、时代局限带来的种种博弈，曾、左、李之间以及他们与王朝之间，从合作到分裂，导致最终失衡，以至曾国藩创建的湘军使命涣散，失去凝聚力；左宗棠带出来的勇锐楚军，没有继续往专业军队方面发展；李鸿章用利益哺育出来的淮军，最终裂变为各路军阀，开掘了清王朝的坟墓。
封建体制下的清王朝，没有一个高瞻远瞩、行之有效的领导核心，完美利用曾国藩的文明自信、左宗棠的战略远见、李鸿章的全局统筹，更不能完成高屋建瓴的顶层设计，所以这既是他们个人的不幸，也是整个时代的悲剧。
学习传统文化的好处，是从历史人物身上吸取经验教训。曾左李身上，无疑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第一是他们早年立志，都有做一番事业的决心：曾、李中进士点翰林，在京为官之后，一样心系天下，没有坐享清福；左宗棠科举不利，但一样没有气馁，学经世致用之术，料理好家事之后，对国事天下事从不袖手旁观。
第二是他们有为实现自己理想奋不顾身的勇气。太平军起，曾左李先后走上前线，把个人建功立业与卫护儒教、保卫朝廷紧紧捆绑在一起，虽有万难，却不惜一死。
第三是他们在遭遇个人失意的时候，懂得反省、知道敬畏。曾国藩在咸丰七年（1857年），曾国藩遭遇官场排挤、家中丧父、皇帝讥笑，从极端狂躁中平静下来，开始人生新征程；左宗棠好不容易在湖湘幕府站稳脚跟，却遭遇樊燮案，他亦如曾国藩一样，开始蜕变；李鸿章其实早在与太平军浪战胜少败多之后就开始反省了，所以他祁门脱身、勇赴上海。
在建立了军功，几乎功成名就之时，他们的脾气、性格慢慢改变。曾国藩作为镇压太平军的“第一功臣”，他想到的保持身名俱泰的方式是解除兵柄，将部分湘军将士遣散回家，同时把李鸿章和淮军推上前台，自己韬光养晦，免得朝廷疑忌；而李鸿章与曾国藩的农民式的“本分”相比，在官场上擅长运用权术和手腕，将权势看得极重，占据高位不肯下来，并通过罗织关系网以自固。左宗棠却说：“穷困潦倒之时，不被人欺；飞黄腾达之时，不被人嫉。” 他像历史上许多越活越清醒的智者一样，能够通过不断累积的人生经验，站在更高的层面看待事关个人与国家的问题，从根本处省悟并扭转性格缺陷。
曾左李的经历、性格不同，他们建立事功有显著区别，“随心所欲”的结果也就不相同。假如时光可以倒流，让曾左李在相同历史背景下，互换位置重新去选择，曾国藩不可能做成左宗棠收复新疆那样的伟业，左宗棠一定会比曾国藩提前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李鸿章肯定不会去收复新疆。当然，假如曾国藩如果像左宗棠那样屡考不中，只可能像他父亲那样在乡下教书，最多以文章道德留名后世；左宗棠像曾李那样高中进士，他取得的功名可能也不会逊色于后来。
吕思勉说：“历史的可贵，并不在于其记得许多事实，而在其能据此事实，以说明社会进化的真相。”《晚清传奇朋友圈》让读者看到的不仅是曾、左、李的个人功过毁誉，还有传统文化中的智慧教会我们如何立身担责、处世做人。正如吕思勉认为的那样，“惟知道历史，才知道应走的路，才知道自己所处的地位，所当尽的责任。”我们从曾左李或明或暗、或隐或现、或公或私的争斗中，看到他们的不易、局限、悲欢，再与今天的现实对照，那些所谓“历史有规律”或者“命运就是靠运气”的说法，就渐渐分明。社会是进步的，时代是有局限的，规律也不是万能的，每个人都必须要有独立思考能力，从他人身上吸取经验、教训，未来的路就才会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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