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德恩是我上中学时的一位语文老师。虽然他不教我们班,但我多次听过他的课。那时候初中上三年,高中上两年,我和董老师没少接触过。
记得初中时,正值文革初期,我们那时的年级不叫年级,称为“排”。我们一个排的几个班合在一块上音乐课,跟着教语文课的董老师学唱样板戏。他操着不太熟练的普通话教我们唱“临行喝妈一碗酒”,至今我还能比较完整地哼出《红灯记》中李玉和的这段唱。
董老师平时很斯文,讲课喜欢咬文嚼字的,总是认真地说着不太纯熟的普通话。初中时他好像还兼着学校教导主任。记得有一次学校大集合点名时,他把“刘丙乾qian”叫成了“刘丙干gan”,惹得许多学生大笑。他弄清了笑的原因后解释说:“干”的繁体字也写“乾”,“乾”有两种读音,一个qian,一个是gan。他又照着“刘丙qian”的读音重新点了一遍这个同学的名字。
董老师有许多藏书,我和好友马自立喜欢写诗,就经常去借阅他的唐诗宋词等书藉。每次他都反复告诫我们要爱惜书藉,不要折叠页码什么的。看着他那封皮包得齐齐整整的书,我们阅读时自然倍加小心了。一学期下来,我俩每人都抄了厚厚的的一大本诗词选,多亏了他的书啊。
董老师对我也特别关照。他了解到我的家境不大富裕,曾推荐我假期去帮工。记得1971年的秋假里,他推荐我到龙门粮管所去,帮助公社代收农业税。我就把假期打工的收入贴补家用。
后来我求学离家工作外地,渐渐与董老师失去了联系。前年,我刚出国到加拿大不久,就收到了单位同事的微信,说有一位名叫董德恩的老先生找我,并随信发来了他的照片和电话号码。
我赶紧电话联系,事隔半个世纪的师生终于通上了越洋电话。他说他写了一本小册子要送我。我问他身体如何,他说好着呢,没有一点毛病,还满口牙齿一颗沒掉呢。听得我这掉了好多牙齿的学生都自愧弗如。我祝他安好,并约定回国后找他畅叙师生情。
去年我刚一回国,就赶紧拨打他的电话,结果他的手机总是回复“你拨打的电话是空号”。我的心里不由一惊,啊,该不会……我又微信联系高中学友,学友告诉我:董老师前两个月已经不在了,好像是心梗吧。呜呼!我无言以对。
董德恩,我熟悉的一位恩师,有缘相识又相别,久别重逢又永别。俗话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董老师有恩于我,我却无以回报。哀哉!董德恩,我懂得你的恩情;董老师,你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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