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的兼并赛中，要想生存下来，就必须想尽各种办法。对于任何一个诸侯国而言，要想生存下来有内外两条路，一是外部的国家间联盟，二是内部的挖潜改造。内部挖潜改造以提升国力是根本，所以许多诸侯国都在改革，只是改革有先后，秦国的商鞅变法早早开始，而且也非常成功。秦国在公元前359年开始商鞅变法，以法家的法治思想立国，通过在军事、经济、社会领域的严刑峻法，实现了战时经济、军事、社会的大整合，为秦国的崛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同一时期，除了秦国的商鞅变法外，韩国也走上了变法强国之路，就是申不害变法。公元前351年，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为相，在韩国实行变法。那么为什么申不害变法与商鞅变法同时进行、内容相似，最终却出现了不同的国家命运呢？
申不害变法下的韩国富强
申不害变法的核心主要是加强中央集权，特别是君主集权。主要表现在整顿吏治，整肃军队，开荒拓地，鼓励手工，尤其是冶铸业在战国时期最为发达。《战国策.韩策一》记载：天下之宝剑韩为众、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相传韩国弓弩射程达800米，堪称当时七雄之最。申不害推行法治，还重视君主的统治之“术”，即任用、监督、考核臣下的方法。任何朝代都需要对下属考核评估，以此作为提拔或者清理的重要依据。这在保持政治忠诚和优胜劣汰上是至关重要的。申不害的变法使韩国的君主权力得到加强，政局相对稳定，贵族受到限制，百姓生活富足，韩国迈入强国行列。申不害对于韩国的贡献不亚于商鞅对于秦国的贡献。申不害变法给韩国带来的繁荣，成为韩国的高光时刻，这是是任何后代韩国国君不能企及的。
变法富强之后的韩国衰败
韩国变法带来的繁荣已经被魏国察觉，在军事上韩国开始了扩张。韩国灭掉了郑国，扩大了势力范围。赵国为报邯郸之仇希望能够联韩伐魏，这样双方共同瓜分魏国土地。韩昭侯因为韩国遭荒欠收，答应次年出兵攻魏。韩赵联合攻打魏国这事能不能成，尚不得知。但是开战就要计算战争的成本和收益。韩赵在密谋攻打魏国时，必须计算他们成功的可能性，需要付出的代价，以及有可能被第三方偷袭的可能性。所以我并不认为韩昭侯愿意同魏国开战。任何战争都会有输赢，且不说韩赵联合能否成功，还要看对手魏国是否 有必败的可能。否则冒然战争，必将导致失败。但是魏国得知这一消息后，魏惠王同意了庞涓的建议，派太子申为上将军，庞涓为大将，率军向韩国进攻。韩昭侯面临魏军攻击，很是着急。本来韩、赵有联合攻魏之约，可以向赵国求接。但想到魏军主将仍为庞涓，而庞涓曾是齐国手下败将，救赵不如求齐，于是派出使臣，到齐国去请求救兵。齐威主召集群臣，商议要不要出兵援助韩国。相国邹忌认为，魏、韩两国互相火并，会两败俱伤，对齐国有利，主张不出兵相救。在齐国拖拖拉拉的“围魏救韩”中，韩国的实力被大幅削弱，虽未灭国，但伤及根本，不仅韩昭侯被城头的血流成河、尸体成山而吓死。
韩国与秦国变法的不同之处
韩昭侯死后，申不害知道韩国变法就此夭折了，于是拔出剑插入自己的腹部，以自杀的方式追随韩昭侯去了。韩国变法为什么夭折，为什么申不害知道 韩国的变法必然夭折呢？
法治不能成为政治社会的基本运行规则，则不可持续也。法治必须成为一种全员动员 ，才能深入嵌入社会，而不是浮在社会的表层。商鞅的变法在于法治本身，商鞅将法治与百姓的个人利益直接挂钩，守法就能增加个体利益。商鞅的徒木立信、论功行赏等措施，与民众的直接利益挂钩的，所以民间社会有自觉守法的动力，从而使这种战争的法治产生了强大的社会动员。申不害的变法，太过强调术，这只是在国家体系内部强化中央集权，但并不深入社会，没有产生强大的社会动员，就不能拥有坚实的社会根基。因此，一旦下一任国君不支持变法，那么整个官僚队伍仍然回归原样，社会也会回归原样。
韩昭侯去世后的韩国，在战国时期在没有高光时刻，韩国没有出现励精图治的一代又一代的接班人，没有人将申不害的法治深入推进下去，最终一步一步地衰弱下去。所以最终韩国的灭亡是必然的，而秦国变法所带来的国家成功则是必然的，可持续的。最终， 韩国成为第一个被秦国灭掉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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