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加先生始终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工资有多丰厚，并不是，而仅仅是因为席加先生他领的是公职人员的薪酬。每个月的第三天，他要拿着自己的身份证件——一个写着他名字的木制腰牌——去市政厅二楼的财事处排队，领走他那一份工资。钱虽然不多，可他始终觉得这是件光宗耀祖的事。他，一个大字不识几个的庄稼汉，进了城之后居然也过上饱食禄米的生活。他越发坚定地相信，城市果然是会给人带来好运的地方。若是他脑筋转得快，再早几年进城的话，没准也能讨着个老婆。反正他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哦对了，我们似乎还没有交代席加先生从事的是什么工作，对吧？席加先生是个清洁工，或者说得更直接一些，是个扫大街的。但席加先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他可不认为自己是那些下九流里的一员。他跟他们不一样，他总是在强调这一点。
席加先生是沃特城里唯一的清洁工，因此理论上来说，整个沃特城的卫生都是由他来负责的。但席加先生是一位可敬的实干家。他知道自己只需要打扫市民广场那一块地盘就足够了。就像他每天早上起来之后要把脸洗干净一样，市民广场是沃特城的脸面，因此必须打扫干净。至于其他部分，只要穿着衣服别人也不会去看。他所住的海港区的那条贫民巷也是常年没人清理的，他自己也从来不会去管。
闲着没事干的时候，他靠在广场的椅子上，看着那些一脸正经的老爷们进进出出，想想他们跟自己一样，都是排着队从那个小窗口里领工资。想到这里，他便不自觉轻飘飘起来。他认定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至少跟他的那些邻居是不一样的。
席加先生很满意自己的工作。他没想过更多的事情。白天干活，晚上回家，顺道在乔伊老板店里喝上一杯麦芽酒。这是他的生活，也是他的全部，他并不觉得无聊。
可是那天，始终安分守己的席加先生被一群愤怒的学生给抓走了。这消息迅速成为了海港区居民餐桌上的一道配菜。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那些大学生不满校长克扣他们的伙食费，起来造学校的反。他们把床单做成一面旗帜，上面用某种不可描述的颜料为校长先生绘制一副简笔肖像，外加一副英俊的猪耳朵。他们手舞大旗，嘴喊口号，一路进军到市民广场，冲着校长藏身的市政厅大喊大叫，要求赶紧放人。
可在里面的老爷们看来，广场上的景象无异于群魔乱舞。他们吓坏了。他们听不清楚学生们在喊什么话，但很清楚他们想要什么。他们怕那些学生们闯进来，把自己围住就是一顿打——这是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这是要造反！老爷们的其中一位这样断定道。其他老爷纷纷表示赞同。在所有的老爷中，他身体的份量最重，因此说话的份量也就最重。在他睿智的指示下，市政厅像一座城堡一般严阵以待。一双双眼睛透过窗户向外面望着，等着看哪个家伙会成为这场风暴里最大的倒霉。
“把那个打杂的叫过来！”
席加先生被叫到了重量级人物的办公室里，战战兢兢地听完了他被委以的重任，慌得连头都没敢抬起来看一下。他感到很害怕。他要偷偷溜出去搬救兵，跑去城市卫队那边派人来解围。这可不是个容易的任务，但席加先生受到了很高的期待。没有人比他更合适了，他听见那人这样评价说。他感觉自己很受用，满怀感动地出发了，但仍然感到很害怕。
可惜出师不利，席加先生几乎是刚刚踏出门去就被学生们发现了，被死逼到了墙角。席加先生的几位同僚见势不妙，赶忙禁闭大门，又加上了几把结实的锁。救兵大概不会来了，他们慌张地向上司汇报说。
本来，围城方的学生们已是人困马乏，嗓子都快喊破。他们中的领导人物评估形势，认为向官方施压的目的已达成，便准备宣布胜利班师。席加先生不幸出现在这时，被认定是某位准备逃跑的大官。席加先生百口莫辩。
“我不是，我只是个清洁工！”他挣扎着辩解说。
“少胡说了，你腰上还挂着牌子呢。”
学生们把他的姓名牌扯下来，在他的眼前摇晃着。席加先生没了办法。
官方的逃避行为进一步激起了学生们的愤怒，而席加先生成为了所有怒火的靶心。他被五花大绑着抬回了学校，在校园里游行示众。他感到冤枉极了。没有人听他说话，没有相信他说的。所有的学生似乎都陷入了疯狂，叫喊着，手舞足蹈。他们认为自己的反抗胜利了。他们是英雄。
游行结束之后，席加先生被关了起来。对于如何处理他们的俘虏，学生们中的几位领导人物没能达成一致意见。在去喝酒的问题上，他们很快达成了一致意见，并火速地实施了。他们在酒馆里度过了一整晚，沉浸在酒精与抗争胜利的喜悦之中，直到第二天凌晨。那时他们已经把席加先生的事情忘得一干二净。
这个混乱的故事有个悲伤的结局：席加先生死了。他最终被人想起来的时候已经是奄奄一息了。他生了一场大病，咳出黑色的脓痰来，并发出可怕的喘息声。据海港区的居民们讲，在他最后的那些日子里，他老是重复说着自己只是个清洁工。他平时可不会这样，大家讨论说，他平时总觉得自己是个老爷。
这就是清洁工席加先生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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