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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口老井，在村头盘踞了多少岁月，无人知晓。井口的石头被绳索磨出了深痕，一道又一道，像是岁月用无形刀镌刻的年轮。井水早已不甚丰沛，每到盛夏，便露出干涸的底来，可村人依旧日日来此，汲水的，说话的，发呆的，仿佛这井便是村子的肚脐，连着所有人的命脉。
九十年代的豫东平原，麦子是人的魂灵。麦子黄时，天也黄，地也黄，连人呼出的气息，也带着麦芒的黄。村人倚着井台，谈的无非是麦子的长势，雨水的多寡，粮站收购价钱的涨落。他们的脸上沟壑纵横，与井绳磨出的痕迹相映成趣。有人汲了水，并不就走，只将水桶放在脚边，自己蹲下来，卷一支烟，看井口的天空。天是圆的，被井框成了个蓝汪汪的窟窿，偶尔飘过一两片云，也是懒洋洋的，像是被地上的热气蒸得没了筋骨。
井畔常有女人。她们排着队，水桶碰撞出沉闷的响声。她们说话的声音不高，却极有穿透力，穿过燥热的空气，钻进每个人的耳朵。学谋家的媳妇和学文家的婆娘吵了架，化武家的儿子考上了县里的中学，顺义家的闺女要出嫁了，嫁到二十里外的另一个村子。这些消息，都如井水一般，在女人们的水桶里荡来荡去，溅湿了井台周围的土地。
老井见证过生死。村北头的兴爷，就是在井边一头栽倒的。他刚把两桶水挑上肩，走了不到三步，便直挺挺地倒了下去，再没起来。人说他是累死的，也有人说他是渴死的——他总把井水让给老伴先喝，自己喝得少。兴爷下葬那天，井台边破天荒没有人来打水，仿佛井也死了，暂时停止了呼吸。
井也见证过离别。九十年代末，年轻人开始像候鸟一样南飞。他们背着行囊，在井边与父母告别。母亲从井里打上最后一桶水，灌满儿子的水壶，说：“外面的水不养人，喝完了，就回来。”儿子点点头，转身走了，再也没有回头。井水在他们身后荡漾，映着父母越来越小的身影。
有一年平原遭遇干旱。天像是被焊住了，蓝得发黑，不见一丝云彩。井水一天天浅下去，终于见了底。村人慌了，聚在井边，往下看，只能看到自己的脸，一张张焦渴的脸。有人提议淘井，几个精壮汉子便下了去，一筐一筐地往上运淤泥。淤泥里什么都有：锈蚀的铁钉、破碎的瓦罐、甚至还有一枚民国年的铜钱。井底终于湿润了，渗出了浑浊的水，村人欢呼，仿佛找到了生命的源泉。
然而井水终究不再如从前丰沛。家家户户开始打压水井，一根铁管直插地下，一压，水就哗哗地流出来。老井渐渐被冷落了，只有几个老人还固执地来打水，说这井水甜，养人。井台上的青苔越来越厚，井口的磨痕也不再加深。
大学毕业后的那年回村，特地去看那口老井。井台还在，但已经被荒草半淹没了。井口盖了一块石板，说是怕孩子掉下去。我推开石板，往下看，黑乎乎的，什么也看不见，只闻到一股潮湿的、陈年的气息。
这口井见证了太多的往事：有人在这里出生，有人在这里死去；有人在这里告别，有人在这里重逢；有人在这里欢笑，有人在这里哭泣。井水干涸了，但那些记忆却像井底的淤泥一样，沉淀在时间的最深处。
如今村子通了自来水，一拧龙头，水就哗哗地流出来。没有人再需要那口老井了，但它依然在那里，像一个沉默的证人，见证着这片土地上的悲欢离合。
井啊，井，你到底记住了多少故事？那些在井边徘徊的身影，那些在井水中荡漾的面容，那些被井水滋润过的生命，你都还记得吗？
或许有一天，这口井会被完全填平，上面会盖起新的房子。但那些藏在井底的故事，会不会在某个寂静的夜晚，顺着地脉，流入新居的水管，从水龙头里流淌出来？那时候，喝到这水的人，会不会尝到从前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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