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舟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刘义庆《世说新语》
王子猷，居住在山阴，一次夜里大雪纷飞，他一觉醒来，打开窗户，命令仆人上酒，四处望去，一片洁白银亮。于是起身，慢步徘徊，吟诵着左思的《招隐诗》。忽然间想到了戴逵。当时戴逵远在曹娥江上游的剡县，即刻连夜乘小船前往。经过一夜才到，到了戴逵家门前却又转身返回。有人问他为何这样，王子猷说：“我本来是乘着兴致前往，兴致已尽，自然返回，为何一定要见戴逵呢？”
魏晋名士的风流真让人神往。雪夜起身访友，乘兴而行，兴尽而返，又何必见友？
细细想来这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所谓“魏晋风流”，是在魏晋这个特定的时期形成的人物审美的范畴，它伴随着魏晋玄学而兴起，与玄学所倡导的玄远精神相表里，是精神上臻于玄远之境的士人的气质的外现。简言之，就是魏晋时期士人追求的一种具有魅力和影响力的人格美。
如果说“魏晋名士”离我们的生活太过遥远，现在我们谈论更多的是民国时期的名士风流。在那个动乱的时代，中国笼罩在战争的阴霾之下，然而却是近代中国名士出现最多的时候。记得看过一篇报道，有一位制片人为民国时期最有名的先生们做了一部10集的纪录片。里面出现了以下的这些人物：蔡元培、胡适、马相伯、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制片人邓康延和他的纪录片团队用了两年的时间去寻访这些民国先生的踪迹。并举办了一场历时16天的小型展览，展览名字叫做“先生回来”。有些人评论他是在为这些先生“招魂”。
为什么要为民国的这些先生招魂？这不禁让我们反思当今的教育，当今的先生们。蔡元培、胡适、梅贻琦、陶行知这些人哪一个不能说是为近代中国教育史没有做出过巨大贡献的？
而在展览闭展的那天，40多位小学生站在先生们的“纸板”面前，用稚嫩的童声合唱了李叔同的《送别》。这些余音至今的民国歌吟，是我们悲欣交集的先生们渐渐远去的空谷足音。先生先生了百年，后生后知在此间。
他们的背影，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民族的正面。
辛弃疾曾写道：“如今憔悴赋招魂，儒冠多误身。”那时的写作背景是在风雨飘摇的南宋。在当今的时代为民国的先生招魂，当魂兮归来，让现世的学者们何等汗颜。
这个时代同样需要名士，这个时代同样需要大师，不是那些沽名钓誉、哗众取宠的假大师。
“唯大英雄能本色,是真名士自风流。”才是时代需要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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