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症状：挑战症状仅属于个人的观念
当一个家庭来到治疗室时，他们往往对家里到底发生了什么有很确定的看法。这种确定的看法常常以家中的某人被认定为病人或症状携带者的形式表现出来。家庭的观点是非常聚焦于个体的：如果这个人能振作起来、停止问题行为，家里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然而，家庭治疗师的观点就明显不同了，我们知道行为的出现总是有特定的背景的，无论个体的症状是什么，都与他/她置身其中的家庭关系密切相关。
看待症状，既有个体视角，又有系统视角。二者的辩证关系常使治疗师陷入两难之境：“我如何既让家庭知道他们看待问题的方式错了，与此同时，又让自己与他们的交流保持畅通？”更复杂的是，无论家庭所呈现的症状是什么，他们都在引导治疗师对此做出某种特殊反应。例如，当一个家庭描述儿子的抑郁时，他们仿佛在说：“来吧，请治好他的抑郁。”又如，对配偶情感冷淡的抱怨，就是要治疗师想办法让他/她变得亲热起来。一个单亲妈妈带着孩子们来，是因为她已筋疲力尽，想请治疗师帮她管管孩子们。如果治疗师同意家庭的要求、对症状下手，那么他/她就成了家庭的一部分，参与到维持症状的行动中来了。
家庭治疗师如何以系统的眼光探索症状呢？此时的治疗师就像一个侦探在破解谜团。治疗师知道，症状仅仅是大拼图当中的一小块儿，只有把它放在关系的脉络中，才能揭示出整个家庭的全貌。因此，治疗师会从症状入手，追踪背后隐藏的关系规则，正是这些规则在一直维持着症状。
米纽秦（1974）认为，症状是家庭对“特定情境下问题的表达”。从这个角度看待症状，治疗师就会有好几种进入家庭的方法。他可以选择聚焦于所呈现的问题,因为家庭觉得当前的抱怨是他们最大的问题；或者，他可以选择将症状性的行为重塑为人际间的经验。这样，探索一个有攻击性的孩子所呈现的问题，就被转换成探索家庭的规则是如何允许这种行为存在的。
本章将要展示的是，治疗师如何通过症状进入家庭，帮助他们扩展视野，从以个体模式看待问题，变为更全面地、系统性地理解问题。这个案例是米纽秦四十多年前治疗的厌食症女孩，展示了治疗师如何以灵活的方式来讨论症状。
这个家庭的长女患厌食症两年，多次住院，被儿科医生和精神科医生诊断为厌食症。选择这样一个家庭，米纽秦的处境很微妙，不仅要挑战家庭，更要挑战医学权威。
在20世纪70年代会见这个家庭时，米纽秦做了很不寻常的安排。他在中午12点会见了这个家庭两小时，并与全家人在治疗过程中共进午餐。他向家庭解释说，既然病人的问题是出在吃饭上面，我们就要在吃午饭的过程中看看问题到底在哪儿。他要求母亲带着平常的家庭午餐来做治疗。
案例
16岁的洛丽塔·曼诺提是一个意大利裔美国工薪家庭的长女。她的父母婚后即从西西里移民美国，两人都没上过高中，但却聪明能干。父亲是基层公务员，母亲是家庭主妇，两人的口音有意大利腔调，英语不太流利，但说得很快。洛丽塔14岁时，因腹部剧痛住进了一家大医院，她在那儿待了两个月，时常因疼痛而不能进食。经过全力医治，排除了疼痛的器质性因素，她被诊断为“心理疾病”。但她拒绝见精神科医生。两年后，洛丽塔的体重持续下降，并一直受困于此。这一次的诊
断是“单纯型精神分裂症伴轻度抑郁”，并服用氯丙嗪。三个月后，洛丽塔再次入院，被诊断为神经性厌食症。入院时，她的体重是80磅，在医院呆了六周后，进食状况有所改善，体重开始增加。医生建议她转入门诊继续治疗，但是这个家庭没有照办。又过了四个月，洛丽塔再次入院，这一次住进了重症监护室。她的状况在那儿稳定了下来，但还是在医院呆了两个月，没什么改善的迹象。父母违背医生的建议，接她出了院。她的体重掉到了75磅，进食问题依旧，又加上了月经失调和抑郁。她已经好久没上学了。
症状很清晰，症状的拥有者也很明了：洛丽塔病了两年，被权威儿科医生、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学家反复检查过，尽管诊断不一，但从来没人问过病人在这个家庭中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洛丽塔认可医生们的意见，自己病了。全家人——妈妈爸爸、弟弟妹妹们，在过去的两年中都参与到这出戏里来了，他们接纳着、反应着、忍耐着，努力控制着她的症状。作为一名系统治疗师，我（米纽秦）不同意这种充满确定性的看法。我认为，洛丽塔只是症状的携带者，所有的家庭成员都在积极地参与这场悲剧之舞。
以下所呈现的初次访谈，是带着笃定想法的家庭与家庭治疗师之间的典型对话。开始时是报告洛丽塔的病痛、探讨她的症状，以及其他家庭成员是如何参与到她的异常行为的发展和持续过程中的。
下面是会谈的逐字稿，我的评论以斜体字穿插其中，都是第一章中我们所讨论过的想法和做法。
米纽秦：首先，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听说洛丽塔三年来体重一直在下降，是这
样吗？洛丽塔：是的。父亲：两年。
米纽秦：什么时候开始的，洛丽塔？
父亲：两年。
母亲：是大斋节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带她到圣佛朗西斯医院，因为洛丽塔感觉
不舒服，她哪儿都疼。医生要给洛丽塔的肚子照片子，但我说“不行”。我
说“我带孩子回家，不看了。”
米纽秦：你还记得吗，洛丽塔？（洛丽塔点点头）
母亲：我就把洛丽塔带回家了，因为我不想让任何人碰我的女儿。所以我带她
回家了。第二天她就吐了，又哭又闹，感觉很疼。所以我叫了辆出租车，
带洛丽塔上车，到史密斯大夫那儿去。大夫立刻联系了泰纳佛莱医院，我
们直接从他的诊所去了医院。在医院里洛丽塔躺了两个礼拜。
米纽秦：（对着洛丽塔）我想知道从你自己的角度看，你到底怎么了？
我在倾听这个家庭的故事，但父母二人坚持替洛丽塔回答我的问题，这令我深有感触。从以往经验得知，如果洛丽塔能够得到一个正常的16岁姑娘所具有的自主权，她的症状也许会好转。我也知道，洛丽塔的依赖和妈妈的照顾是互为表里的：一旦接触一方，我也同时接触到了另一方。但是我什么也没说。因为我是个外人，这个家庭已经挣扎了很久，他们需要——也非常想——给我解释。
洛丽塔：第一次去圣佛朗西斯医院，是因为我的肚子和后背都很疼，医生说是肾脏
感染了，他们给我打点滴，因为太疼了。
米纽秦：好的，那回医院去是因为有非常非常明确的病因。那么，去泰纳佛莱医院
这回，是因为同样的问题复发了吗？
洛丽塔：我不知道。我是说，那儿的医生一直没明确地说过。
米纽秦：因为妈妈是你们家的发言人，她会告诉别人你的情况，但是你也得自己核对一下，因为她说的是你的人生，对吗？
显然，妈妈是这个家庭的实权人物——至少，在洛丽塔的病痛方面是如此。我必须遵从这些要求：妈妈的权威，礼貌的原则，对家庭的习惯模式仔细观察，从而在治疗系统中融入他们。与此同时，我也开始传递整个治疗的核心信息：洛丽塔应该拥有属于她自己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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