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小说，其实是一份文稿。文稿，是一位名叫彼得·安德列伊奇·格里尼约夫所写。
他死之后，文稿再由他的孙子交给出版人出版。“因为他知道我们在整理他的祖父所写的那个时代的著作”。
后来，陀思妥耶夫斯基也在自己的《死屋笔记》中采用这种写法。
所以，我们要谈论这本小说，得先从这份文稿讲起。
文稿，类似笔记式的文字，不管是讲自己的还是讲他人的，它第一个意义应该是文献，是资料式的。它像是刻画记忆里的碑文，又或者是图书馆里尘封已久的书籍。只要阅读者们阅读它，就会碰到一个作者展现的世界。这个世界以记录真实为主。
虽然它是由作者补缀铺采而来，（普希金因之花了很大的精力走进国家档案馆），但其中却也很能反映一个人复原历史样貌、历史人物的雄心壮志，尽管这其中可能带着个人复杂矛盾的情感。
很长一段时间，普希金一直对十八世纪俄罗斯农民起义的两位领袖人物普加乔夫和史丹卡·拉辛投注很大的兴趣。当时，他父亲的庄园，也有农民参加了这次起义。
这本书那《删去的一章》，反映的就是这样的一件事。起义最终被平定下去了。农民们心生内疚，觉得对不住他们的“老爷”。
“我们有罪，我们的好东家呀，”他们异口同声地回答说。
“这就对了，你们是有罪。你们闹腾了一阵子，自己也没有什么高兴的。上帝让我和儿子彼得·安德列伊奇又见面了，我很高兴，就饶了你们吧。好啦，就这样吧：知过就改就行了。——你们有罪呀！当然有罪。这样好的天气，早就应该割草了；可是，你们这些蠢货，整整三天干些什么？村长！安排每个人都去割草。你给我小心，你这滑头的家伙，伊利亚节以前，所有的草都要成垛。都给我走吧。”
庄稼汉们鞠个躬，就去干活儿了，好像什么事也不曾有过似的。
“俄罗斯文学真正反映农民起义的作品事实上要到十七世纪才正式出现。”“十七世纪阶级斗争愈来愈尖锐，不仅仅是前几世纪中所有的农民与地主一般的矛盾，而且已经进入到武装起义这种形式。”（转引林庚《<西游记>漫话》,第13页)
农民起义风气云涌，民间口头创作也跟着炽热起来。普希金是大海，希望百川在这里汇聚。这些，我们都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证明。
起初，普希金只是写了《普加乔夫传》，以知识分子的视角，精英分子的理念，分析，批判，反思，总结。
后来，普希金魂牵梦绕的“普加乔夫”分裂了，分裂成一种文学想象。
这个就是《上尉的女儿》的写作缘由。
小说中，普加乔夫不再是个简简单单的、冷酷无情的人物。他有了情义。这种情义，让他的起义生涯有了温度，让他成为了一个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贵族青年彼得·安德列伊奇前往应父亲之命，前往白山要塞服役。途中，遇见暴风雪，后来，幸得被官兵追捕的普加乔夫的帮助，才摆脱这场灾难。为了表示感激，彼得把一件羊皮袄送给了普加乔夫。往后，普加乔夫--这位自封皇帝的人，给彼得相对应的回报。
讲到这里，这份贵族青年记述的文稿，就多了另一层意义。那是结构性的。也就是说，它给小说提供一种叙述方式，一种视角，让我们读者可以跟着他（贵族青年）来到农民起义头领的身边，看着他吃饭，听着他谈话，甚至，还能觉察着起义后这位首领微妙的心理变化。
“天知道。我能走的路很窄；有些事我未必能做主。我的弟兄们都自作聪明。他们都是强盗。我得时刻小心；一打败仗，他们就会拿我的头去换他们的脖子。”
“这话就对了！”我对普加乔夫说，“你最好是不是趁早丢下他们，跑去向女皇请罪？”
普加乔夫苦笑了一下。
“不行啊，”他回答说，“我悔过已经迟了。不会赦免我的。我是一不做二不休。谁知怎样呢？也许能成大事！格里什卡·奥特列皮约夫不是占领过莫斯科吗？”
这样的写法，还可以让小说变得抒情起来。抒情，可以是贵族青年“我”；也可以是普加乔夫；也可以是广大的农民群众。因此，这部小说，其实是把叙述与抒情，文献与文学，通俗与高雅给贯穿起来的名著。普希金既是学者也是诗人。
罗伯特·钱德勒说：“《上尉的女儿》是一部历史小说，也是一部书信体小说，还可以是一部童话故事。······《上尉的女儿》看似一部童话故事，实则一部构思缜密的历史小说，其中引文，典故等比比皆是。”
不管小说最终是什么，是童话故事，还是历史小说，它都是一个丰盈的个体。这是它的材质，它的个性。只有这样，它才经得起反复阅读，经得起分析与解说。
只有这样，它才能站在19世纪俄罗斯新文学的前沿，带领旧文学走出困惑，走出黑暗，而后，面对新世纪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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