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来理解康德之《持久和平等论文集》及论政治与持久和平
其实，如果康德不是在政治上也犯忌持“异端邪说”的话，普鲁士政府本来是可以原谅他的。
腓特烈·威廉二世上任三年后，法国大革命撼动了所有的欧洲王室。
在普鲁士大学大多数教师蜂起支持合法的君主政治时，六十五岁的康德为大革命而欢呼雀跃;他含泪对他的朋友说:“现在，我可以像西缅一样说，‘我的主啊，如今我可以释放仆人安然逝去了，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到了你的救赎’。”
1784年，他在《论联系全宇宙政治史观念的政治秩序的自然原则》一文中，简要阐述了他对政治理论的看法。
开篇康德就以令霍布斯大为惊异的个人对抗全体的抗争为理由，承认发挥生命潜能的自然方法，认为抗争是进步不可避免的伴生物。
如果人类完全是社会性的，就会停止前进个人主义和竞争的混搭是人类生存和发展不可或缺的。
“如果没有一点反社会性……人类可能过着完全和谐、事事如愿、互敬互爱的田园仙境牧童式的生活;但是，人类的才华将永远无法得以激发。”(因此，康德不是卢梭的绝对追随者。)
“感谢自然赋予我们的反社会性，感谢嫉妒和虚荣，感谢贪婪的占有欲和对权力的渴望……人类渴望和睦，但是自然比人类更了解什么对人类有利:自然使人类不和睦，这样人类才能被迫发展自己的能力，使其自然天赋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
因此，很多时候生存竞争并非全是坏事。
但是人们很快就意识到，这种竞争必须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并应受规则、习惯和法律的制约，这就是文明社会的起源和发展。
但是，现在“这种驱使人们共建社会的反社会性成了各国在对外关系上——即一国对别国的关系上采取不受控制的自由态度的借口，最后，任何一国都要提防别国会像以前压迫人民那样迫使他们进入法律制约的文明联合,给他们的国家带来灾难”。
国家是时候像人民那样摆脱自然的野蛮状态来维护和平了。
历史的所有意义和运动就是严格限制斗争和暴力，不断扩大和平领域。
“人类的历史，从整体来看，就像自然秘密计划的实现，这一计划使人类产生了政治制度，变得内外完美，当这个计划被实现时,自然赋予人类的所有才能都将得到发展。”
如果人类没有进步，那世世代代的文明就好比是西绪弗斯的辛劳，他“举着巨大的石头往高山上爬”，当他快要到达山顶时，石头却一再滑落到山下。
如果这样，历史就只不过是荒谬的无穷循环;“我们也只能像印度人那样，认为世界只是弥补、救赎那些已被忘记的过去的罪孽的地方”。
论“持久和平”那篇文章(发表于1795年，是年康德七十一岁)是这一话题的可贵发展。
康德能够理解当人们看到“持久和平”这个词时的大笑:于是在文章标题下，他写下以下几行字:“曾经有一个荷兰旅店老板将这个词作为讽刺题名写在他的招牌上，但愿是写来悬挂在教堂墓地的画像上的。"
康德之前就抱怨过——每一代人都可能这样抱怨-——-“我们的统治者没有经费拨给公共教育……因为他们把所有的资源都投入到了下一场战争之中。”
在常备军消失之前,国家不可能变得文明。(要是我们知道是普鲁士腓特烈大帝的父亲率先建立了征兵制，这个说法就显得尤为大胆了。)
“常备军促使各国在武装人数上你追我赶，越增越多，没有底线。从由此带来的费用来看，和平的负担甚至比一场短期战争更为沉重;为了减少这个负担,常备军就会发动激烈的战争。”
因为在战争时期,军队可以通过征用、驻扎和掠夺来自给，最好是在敌人的领地上，必要时也会在自己的国土上，即使是这样，也比征用政府资金支持他们来得好。
康德认为，导致这种军国主义的主要原因是欧洲对美洲、非洲和亚洲的扩张，盗贼们因分赃不均而发生争执。
“如果我们将文明人这种非人道的行为，特别是我们大洲上那些商业化国家的行为和冷漠的未开化的野人的行为进行比较，那他们对外，甚至是第一次对外的非正义行为真是让人觉得恐怖，这些外来种族人的造访被当成人侵。美洲、黑人居住地、香料群岛、好望角等地相继被作为新大陆发现，这些大洲上的土著在他们看来什么都不是……这些国家，夸夸其谈，声称自己是虔诚的信徒，认为自己是上帝挑选的正统宗教信仰者,同时又犯下不计其数的罪孽。”
哥尼斯堡的老狐狸还没有沉默!
康德认为，这种帝国主义的贪婪缘于欧洲国家的寡头政治:战利品只归少数上层人士所有，即使是在分赃之后，每人所得还是相当可观。
如果建立民主并在政府中彻底贯彻，那这些国际强盗的战利品就会被一再分割，最后也就形成不了很大的诱惑。
因此，“持久和平条件的第一个明确条款”是这样的:“各国的内部制度必须是共和政体，除非是全民投票同意，否则任何一国不可发动战争。”
当那些必须上阵作战的人有权选择战争与和平的时候，历史就不再用血书写。
“另一方面，如果在一个政治制度里臣民不参与国家选举，也就是在非共和政体里，战争是大家最不关心的事。因为在这种国家里，统治者不只是一个单纯的公民，而是国家的主人，他丝毫不会遭受战争带来的灾难，也不会终止宴席、狩猎，不会失去宫殿、宫廷的节日等一切娱乐。因为毫无意义的理由，统治者就可以决定发起战争，战争对他而言就像狩猎远行一样，至于这种决定是否合理，他可以毫不担心，任凭他的外交使团去为它辩护，这些人正巴不得借此为国王效力。”
这与现在的情况是多么相似啊!
1795年，法国大革命打败了反动军，取得了显著胜利，这也使康德希望共和制能在欧洲兴盛，民主基础上的国际秩序能够建立起来，没有奴隶制，也没有扩张，只有和平。
毕竟，政府的职责是帮助公民发展，而不是利用或虐待他。
“每一个人都应因为他本身而受到尊重;如果仅是把一个人作为外在目的的手段,这将是对他的尊严的亵渎。”
这也是无条件命令的一部分，但是如果没有宗教，它也只是虚伪的闹剧。
所以，康德呼吁平等，但不是能力的平等，而是应用和发展能力的机会平等;他反对门第和等级特权，他认为，所有世袭特权都是过去通过暴力获得的。
当愚民政策、反动派和欧洲君主制联盟要摧毁大革命的时候，康德尽管已年逾七十，仍为了新秩序而坚守立场，呼吁民主和自由。
从没有一位老人有如此年轻的勇气。
然而，现在，他疲惫了;他已经跑完了比赛，打完了人生中的一仗。
他慢慢老去，老得如孩子般可爱，最后成了于人无害的精神病人:他渐渐失去了感觉和力量;1804年，康德七十九岁，这位老人安详地离开了，宛如一片叶子从树上飘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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