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中的第二场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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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10日的读者微信版，转发了我在民国文艺推出的一篇文章。
文章写的是，我的朋友莫名，1979年2月26日，在大兴安岭一个鄂伦春小屯子，由呼啸的北风，和漫天鹅毛大雪伴随下，走完他磕磕绊绊的人生之路，永远闭上了眼睛。亲朋好友，为他举行了一场风雪中的葬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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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莫名的原配妻子常白，参加完莫名的葬礼之后，没有停留，连午饭也不吃，拉着女儿，让我陪着，匆匆忙忙离开屯子，顶风冒雪的下了山。
是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寒，封住了喉咙？还是诀别亲人的悲痛，压抑得无力发声？
一路上，常白始终沉默不语。直到上了回省城的火车，指着困得像一滩泥，背靠座席打着呼噜的女儿，才开口说，“她念叨的那句话，很实在。‘有的人死了，还活着。有的人活着，却死了。’我大概是死了吧？”
这话，听着，像要殉葬的意味。我阻止她，“大姐，说什么呢，挺吓人的。我们赶紧也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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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白参加完莫名的葬礼，折腾半天一夜，第二天早上七点多，才回到省城。
她到家，没顾得上补补觉。洗了洗，换换衣服，就对要上班，已经提升副院长的第二任丈夫说，“老邵，我们离婚吧。我先起草个协议书，再去医院找你。你带好身份证。”
老邵闷声闷气地问道，“怎么，要给刚下葬的人，当贞女烈妇啊。”
常白摆摆手，“别误会，我没这个资格。”停了一下，语气十分平静坦诚地接着说，“这些年，老邵，委屈你了。应该解除你的替身身份，去做个真正的男人。我呢，没了莫名的牵扯，变成单身，也不会招来风言风语。而且，我一个人就是一个家，办事，花钱，都有了自主权。所以，老邵，我们分手，是双赢的好事。而且，谢谢老天爷的关照，没让我们有孩子，省了许多麻烦。”
4
常白对我说了这件事。我劝她，“大姐，我明白，你和老邵，是没有选择的选择。可这些年过去了，不是平安无事吗。你再凑合几年，保持个晚节，挺好的。”
常白一脸严肃，“没大没小的，你和什么稀泥。我的事我做主。”
我还在劝解，“再说，莫名走了，更没必要了。”
她说，“你说错了。我和老邵，就是让莫名觉着他和那个吴银莲一样，两边都扯平了，没欠我什么。如今，不必再算这笔帐，用不着继续做戏。”
最后，常白还是和老邵没打没闹的领了离婚证。老邵原来有一套房子，当上副院长，又分了一套。原来的，过户给了常白。
离了，两人还在一个医院上班，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有点别扭。常白就由这个三甲市医院，去了一个二甲的妇幼保健院。她原来就是儿科的护士长，到这个新医院，很对口，更能发挥她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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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午后，常白歇班。她跑到我混饭吃的大学，叫我出来喝咖啡。
我直奔主题，“大姐，何必这么破费，有事吩咐好了。”
常白笑一笑，“不愧是教授，智商可以呀。”
我纠正，“副教授，副的。”
她接着说，“有教授两个字，足够了。你们这里的继续教育学院，招不招自费生？”
我猜测着，“这个自费生，是不是来自鄂伦春？”
果然让我猜中了。莫名和吴银莲的儿子，念完高中，没考大学，在家养狗。常白想利用我掌握的那点权限，让这小子念几年书，将来有个饭碗。
为常白，也为莫名，我义不容辞，很快办完手续。自费的花销，全由常白负担。而且，她一再嘱咐，告诉吴银莲，说有奖学金，家里不用花钱。
常白用手指指着我脑门，“副教授，听好，这是超级机密，绝对不可泄露。否则，我敲烂你的头。”
我举起拳头赶紧表态，“不敢。再有一个脑袋，也不敢。”
6
常白女儿常越红，大学毕业去了一家文化传媒公司。老板的儿子，是她校友兼男友。就在莫名去世一年零两个月，朋友圈里传出两人结为连理的喜讯。老板成了公公。
领证之前，常白让女儿去派出所更了名，叫莫越红，只是更了姓。
莫越红有了自己的家。二月有一天，来看妈妈。常白像领导对待部下那样，很严肃地分派给她一个任务，“小红，你去出版社要个书号。”
莫越红愣住了，“要书号？”
常白点点头，“嗯，给你老爸出本小说集。”
莫越红说了一句“应该。”然后，话就不连贯了，“可是，可是，老妈，书号，好难要的。”
常白拿起水杯，重重放在茶几上，“好要，就不找你了。你老公公，老公，还有你，在出版社那边，都能说上话，没什么难的。”
莫越红知道老妈的脾气，不敢顶下去，就答应联系一下。
常白又说了自己在心里盘算好久的想法，“我明白，现在出本你爸爸这样的书，有了书号，也得走自费的路子。钱，你们放心，我全买单。就印1000本平装的，捐赠给他家乡的图书馆。再印10本精装的，由我收藏。”
从这番话，莫越红听到了老妈的心声，透露出一股不到长城非巾帼的气概。就以老公公为后盾，她和老公使出浑身解数，求爷爷 告奶奶，请客送礼加许愿的，经过四个多月的奔波，这本书的出版，终于有了着落。
7
常白拿到还散发着油墨味的“莫名小说集”，已经是十二月月初了。
由于我和莫名是老铁，亲如手足，常白把她收藏的精装本送给我一本。
我捧着书，觉得分量很重，心里跟着变得沉甸甸的，“好精美，够得上珍品了。莫名要是看见，会漫卷诗书喜欲狂了。”
常白沉吟片刻，“嗯。昨夜在梦里，他说，他等着看呢。我打算去他长眠的那个地方，把书给他。”
路程这么远，又天寒地冻的，我劝她换个方式。比如，烧纸钱的时候，把书也烧了。
常白立马表示反对，“这不严肃。再说，他走了快两年了，我一直没去填填土。”
我提醒，“莫名是按照鄂伦春风俗安葬的，没办法，也用不着填土。”
常白坚持着，“反正我得去看看。”
我不再说什么。她女儿莫越红的老公在外地出差，我陪着她们母女，一起去了那个鄂伦春小屯子。
由吴银莲领路，来到那四棵支撑起木板，上面躺着莫名遗体的大树下。
此刻，木板连同莫名的遗体，随着风吹雨打，早已腐烂得什么痕迹都寻找不到了。四棵树倒是生出许多枝叉，落了叶子，枯干的在风中颤抖着。
莫越红在树下清出一块干净地方，拢起一堆树枝残叶，点燃了。
等到火势旺盛的时候，常白拿起那本精装的“莫名小说集”，轻轻地一页一页撕下来，投到火中，嘴里念叨着，“老莫，我和女儿给你送书来了。书印的很漂亮，是不是？你应该很满意吧？那就收下，慢慢看。”
常白的声音，伴着一团团浓烟，在空旷的四野中，回荡着，久久不散。
书烧完了，常白打了个喷嚏，身子颤抖着，“老莫，我好想多陪你一会儿，可是天太冷。我要冻成冰棍儿了，挺不住，得走了。春暖花开的时候，再来看你。”
8
回到省城，常白感觉尿频尿急，而且带血，肉眼都能看到。起初，以为是气温太低，着凉了，得了尿路感染。一查，吓一跳。检验科主任劝他立刻去市医院，再复查一次。
常白去了，除了常规检查，还做了B超和CT，结果确诊为腎功能重度损伤。
常白是老护士，有这个常识，明白自己得的是尿毒症。她在医院看惯了生生死死，并没怎么恐慌，倒有一种既来之则安之的淡定。
老邵是老资格腎内科专家，又是常白前夫，听到她的病情，吓出一身冷汗。
老邵在常白面前装出无所谓的样子，还硬挤出几条笑纹，告诉她，“腎出点问题。”
常白马上说，“谢谢院长的安慰。身为患者，我不要透析，省下医疗资源给别的人，我回家静养。”
老邵连连摆手，“常白，透析不能放弃。另外，我和市中医院联系过，他们新挖掘出一个古秘方，对治疗重度腎症，有一定疗效，你可以试试。”
常白谢绝了老邵的建议，回到自己那间屋子，静静度过最后的时光。
一次，她神志恨清醒，我和莫越红两口都在，她向女儿做了交代，“小红，这是妈妈最后的嘱托，你记好。”
莫越红抹去眼泪，点点头，“妈，你说。”
常白拉着女儿的手，“我走了，你务必把骨灰盒子，送到那个鄂伦春小屯子……”
莫越红又点着头，“嗯，一定送去。”
常白接着说，“要埋在，摆放你老爸遗体的那四棵树下。”
莫越红答应道，“妈，我记住了。”
常白长长的喘口气，“好，记住就好。”随后，转过脸看着我，“教授，你帮她记着。”
我还没回答，莫越红爱人在一旁说，“妈，你放心，我们记住了。”
9
半个月后，1981年2月11日，距离莫名去世还不到三年的一个黄昏，常白安安静静闭上眼睛，走了。
莫越红遵照妈妈的遗愿，由她爱人，我，还有老邵陪同，一起去了大兴安岭那个鄂伦春小屯子。
吴银莲接待了我们。她恍恍惚惚还记得莫越红的模样，看她捧着的盒子，什么都明白了，可是惊慌的睁大眼睛，不敢相信。
吴银莲第一次见到常白，就惊得呆住了。这是她见到的最漂亮的女人，让她难忘。这人忽然给装进盒子里，她有点接受不了。
我见过吴银莲，对她说了常白的临终嘱咐。她用狍子皮缝成的袖头，抹抹眼睛，转身去了邻居家。然后，领着我们到了那四棵树下。
吴银莲两个邻居，扛着铁镐铁锹，紧跟着来了。她指了指一块紧挨大树的地方，那两个人乒乓乓乓几下子，就挖出个土坑。
莫越红弯腰低头，恭恭敬敬把骨灰盒子放进去，然后撕心裂肺的痛哭起来，我们几个跟着抽抽噎噎的，也一脸哀伤。
莫越红慢慢止住哭声，嗓音嘶哑的祷告着，“老妈，一路走好，安息吧。”
我们一进屯子的时候，空中就飘满黑乎乎的阴云。此刻，随着狂吼的北风，大片大片的雪花，飞旋而下，一眨眼，天和地给罩在一片雪白之中。
吴银莲突然张开双臂，抬头望着白茫茫的天空说，“老莫，看看，你老伴由风神雪神护着，找你来了。你们在那边，重新团聚吧，山神莫日根会保佑你们的。”
老邵手里拿着的一部微型录放机，响起了呢呢喃喃的声音。是佛僧伴着钟磬，在诵念大悲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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