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王朝不止一次受到草原游牧民族的袭扰，严重的时候国都也会被攻破，但是中国的版图纵深辽阔，残余下来的王朝贵族们总也能南渡长江，偏安一隅，延口残喘百余年，明朝也有这样绝佳的机会。朱元璋起初建都南京，朱棣迁都北京后，依旧以南京为留都，参照北京政府结构保留了一套机构，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的消息传出后，南京就成了全国政治的焦点。甲申年4月份开始，南京的主要官员们就开始策划立储之事。
当时在南京附近的藩王有福王朱由崧和潞王朱常淓。福王是崇祯皇帝的堂兄，潞王是崇祯皇帝远一房的堂叔，从血缘和亲疏关系上来讲，福王与崇祯较为亲近，并且福王是崇祯的同辈，潞王是长了一辈，从封建宗法关系上讲，福王继位也较为合理。因此，南京大部分官员主张拥立福王，但是以钱谦益、姜曰广、吕大器等为首的东林——复社党人们打出“立君以贤”的口号，提出福王有“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等七条不可立，主张拥立似乎素有“贤名”潞王，这当然不是说潞王就真的贤过福王，只是由于福王的祖母郑贵妃是东林党人在政治上的死敌，他们内心害怕福王当上皇帝后会秋后算账，“立贤”只不过是他们的一个借口而已。
围绕着“立亲”“立贤”，双方争持不下，在这种形势下，掌握有实权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决定采用折中办法，他与凤阳总督马士英商议后，决定拥立远在广西的桂王朱常瀛，这一方案起初得到了两派的支持，他们甚至已开始准备派人赴广西迎接桂王入留都，但事情在仓促间起了变化，福王派太监卢九德秘密联络驻扎在南京周围的军阀黄启功、刘良佐、高杰，得到了他们的一致拥护，而马士英这时候见福王的势大，也就见风使舵，加入到了福王的行列，当他们拥立福王的书信由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向南京大小官员们传阅时，东林党人们感到手里既无兵也无权，无力抗拒，也只得违心的接受，在南京附近的另一支军事力量山东总兵刘泽清见势也改变了拥立潞王的初衷，站到了福王的阵营之中，于是，福王继统已成为定局。
当马士英转头拥立福王时，史可法尚蒙在鼓里，他仍然致书马士英，提出福王有“七不可立”，被马士英直接交到了福王手中，直到事成定局的时候，史可法方始大梦初醒，却已无力回天，也只得随朱由崧由浦口赴南京就任，但是他已经失去了定鼎之功，且失去了未来皇帝的信任，为他将来悲剧性的结局埋下了祸根。
甲申年的五月初三，朱由崧在南京登基，改元弘光，用黄金铸造监国宝印，颁诏天下。由于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还下落不明，他没有称帝，只是自称监国，但南明的第一个政权——弘光，算是正式建立起来了。
往后的历史事实证明，朱由崧确实如东林党人们所说，酗酒好色，荒淫无道，资质连南宋的赵构都远远不如，是个十足的亡国之君，但是东林党人们所推崇的潞王也并不“贤”，当清军逼近杭州的时候，他连抵抗的勇气都没有，直接开城投降，毫无气节可言，是一个懦弱的软蛋。这说明，两百多年纸醉金迷的贵族生活，已使朱元璋的子子孙孙们腐朽到骨髓里面去了，他的朱氏家族已经彻底成为了社会的蛀虫，再也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抵抗外侮了。
为后世所普遍称赞的东林——复社党人们，日后大都成为了明末诸生，他们痛定思痛，开启了清初的学术之门，但是朱元璋时期开始的八股文考试，以及日渐僵化的程朱理学已经严重的禁锢了他们的思想，使他们走向了偏狭的深渊，已无力解决当时所面临的严重的社会危机，就如一湾浅水，无力去载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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