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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上说，每个人都是奴隶。从最开始屈服于暴力的权力，发展至屈服于政治的权力，在现代文明产生后，尤其是在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下，人又屈服于物质的权力，而无论何种类型的屈服，人往往是自愿的（虽然很多人会不承认）。在物质的权力下，这种自愿甚至成为一种疯狂。做一个物化时代的奴隶，成为世人自觉追求的生活状态。
方方作为一个新写实主义的作家，她在小说中呈现了市民与知识分子这两个群体在物化时代中的焦虑万状。市民的焦虑来源于对物的追求，他们是“物的崇拜者”；知识分子的焦虑来源于对物的反抗，他们是“物的反抗者”。这两大群体的焦虑与“物”有着离不开的关系。方方在叙写这些小人物的琐碎焦虑中，关照整个大时代的焦虑感，从而警示人们关注自己的生命状态。
一、市民：在崇拜“物”的焦虑中确认自我
对于市民而言，他们的焦虑来源于对“物”的始终如一的追求，通过对“物”的追求，以期望获得更舒适的生活，但这种舒适是完全实际的，如金钱、名利、地位等，他们对焦虑的消解就是建立在这种实际的物质之上，但由于这种实际之物的无上限的性质，焦虑的消解因而也是暂时性的，有些人物会在目标达成之后向更高的目标出发，而有些人物则被永远地困在最基本的物的渴望里，无法前行，但无论怎样，这两类角色都是以“物的崇拜者”的身份而存在，他们所面对的是无休无止的焦虑感。
《万箭穿心》中李宝莉就是一个典型的“物”的崇拜者。若将李宝莉的追求在与与她的闺蜜万小景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对于万小景而言，她在生活中的追求只有金钱，从她给李宝莉提出的应对离婚的种种建议中可以看出，她的生活是围绕着金钱转的。而对于李宝莉而言，金钱的意义却小得多，但她不追求金钱并不意味着对“物”的超脱。
年轻时，李宝莉漂亮能干，但却始终因自己的低学历而耿耿于怀。为了追求文化，她嫁给了马学武，在小宝出生后，她又尽心于小宝的学习。“文化”似乎与“物”无关，但不然，对文化的成功追求体现到李宝莉身上，就是一种“物”的胜利。比如和闺蜜去看新房子的那天，李宝莉在开电梯的女人前“立即有了高贵感”；在李宝莉的想象中，小宝优异的成绩能为她的后半生带来外界的赞誉与生活的舒适。从种种细节来看，李宝莉看似更高一级的追求，都是与生活中有实际利益的“物”结合在一起的。
如果说李宝莉与万小景的追求有什么不同，那么万小景对“物”的追求是单一的，而李宝莉却在追求不断超越的“物”。对于李宝莉而言，她人生的价值是在对“物”的追求与实现中得以确立的，相比起知识分子，她没有形而上的价值观念，她的自我是通过实在的物的获得而逐渐明朗的。
二、知识分子：在反抗“物”的焦虑中重构自己
对于知识分子而言，他们的焦虑来源于对“物”的抵抗，而在具体的文本里，有些则表现为对“物”的妥协，相比起市民对物的主动态度，知识分子在“物”面前是消极被动的，他们的精神追求让他们在高于“物”的境界里思考，但实际的生活却逼迫他们不得不去面对物化的人际关系，而对于这些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往往缺乏在这种社会中善其身的物质基础与能力，在实际的生活面前，他们的精神世界不得不让位于物质世界，做出有违自身理念的事情，虽然笔者将他们定义为“物”的抗争者，但这种抗争往往是以失败告终的，因而这些知识分子更是“物”的妥协者。“物”这个概念，压在市民的头上，但他们永远都达不到；垫在知识分子的身下，知识分子永远在不断地迫近它。
《行云流水》的主角是一对处于中年的知识分子夫妇，社会环境已发生变化但他们作为知识分子的精神却仍属于过去的时代。家中“黑白的电视机、廉价的冰箱、单缸的洗衣机、砖头式的录音机”在被迫面对外面的世界时显得可怜不堪——它们是属于过去的时代的，高、梅夫妇亦是如此，女儿的打趣，学生罗林的耻笑，使它们/他们深刻地感受到了在这个新时代里已近无容身之地。另外，高、梅夫妇的焦虑不仅仅来自于新时代，过去的时代也在挤压着他们的精神状态。当高人云的姐姐提出用公费帮他买药时，这对知识分子夫妇又受到了老父的斥责。新旧的双重压力使他们充满了犹豫与困惑。他们的女儿的一句话：“爸爸妈妈够清高了，可还是得求人呀……不求人，你就没法子活”则点出了他们一直避免直面的痛症：他们必须放下知识分子的坚守，屈从于实际利益。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女儿的话也象征着曾经的知识分子这个群体的失落，新一代的青年（或者说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已经逐渐承认这个物化的社会。他们从中年知识分子的困惑中摆脱出来，在新的时代背景中完成了对自我的新的构建。
将这三代知识分子统一起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中国的知识分子正在进行着迅速的自我重构过程。这种消解代际而在整体时间里进行的自我重构在《祖父在父亲心中》这篇小说里也得到了体现。
《祖父在父亲心中》是方方的一部带有自传性色彩的短篇小说。在这篇小说里，方方也同样塑造了三代知识分子形象：正义凛然、无惧生死的祖父，在文革面前力求自保、猥琐怯懦的父亲，而“我”作为一个旁观者，见证了知识分子精神的变迁历程。在客观社会的压迫下，新一代的知识分子自觉地忽视了应有的精神追求，而将自己的目标定位于“活着”这个实际的层面上，不过这里又涉及“求活”的褒贬评价，笔者认为“求活”是个体的选择，只要是自主选择且不危及社会的行为，都应该尊重，但若从气节的层面上看，这也的确是知识分子的一种退化。这种退化先是被外力所逼迫的，而后成为一种自愿的过程。“我”的父亲原也是气节很高的知识分子，但在见证了无数惨剧之后，心理的防线被一点点地击破，恐惧感无法抑制地形成，因而他的怯懦举止更像是一种生物性的本能，父亲自觉地放弃了“为人”，社会性的强制逐渐转化为个人的自我强制，这是这一代知识分子在局势面前无可奈何的妥协。
三、关怀时代焦虑的冷淡记录者
方方笔下的人物，无论是市民还是知识分子，他们往往将关注点定位于具体的事项之中，累于俗世而忘记对自身精神状态的观望，无法感知焦虑情绪的存在。而作为记录者的方方，在小说之外，她洞察了这个时代里人群的通病，在小说里，将这个时代病症反映出来。她清楚地认识到，处于各个阶层各个知识水平的人在物化的时代潮流面前，都无法摆脱自身被物化的威胁，从表面上看上去，似乎人人都有自主选择生活方式的权利，但从深层根源来看，人人都被困居在物化的时代之中，是一个个不自知且高傲的奴隶。奴隶般的生活状态蕴藏着无法去除的焦虑感，人们在这个为奴的过程中逐渐习惯、麻木，以至于忘却自己原本的生命状态，甚至于连感知焦虑的能力都丧失了。
方方的过人之处则在于，她在写作的过程中，能把自己从人群中抽离出来，以冷静甚至是冷淡的目光去观看这个时代里的人和事，只是客观地进行选择与陈述事件而不发表自己的评论，似乎在进行一种零度写作，但缺乏主观性的文本并不意味着作家情感在文本中的丧失，反而通过硬邦邦的文本更凸显了方方本人所具有的时代忧患与关怀。《冬日苍茫》是一篇纪实作品，当社会对两个少年杀人犯都报以愤怒的时候，方方的叙述却显得很淡漠。没有批判，也没有辩护，只是将事实呈现出来。但读者却能在这种纪实中，感受到方方深刻的思考，以及从思考中透露出来的对生命的怜悯。
甚至可以说，方方理解与关怀的对象应该是生命，而不是将生命伪装起来的“人”这种外套。在被物化的焦虑中，人对生命的状态愈来愈陌生，而方方则捅破了“人”的外在包装，书写生命本身，于是在琐琐碎碎的故事里，充满着歇斯底里的生命状态。《落日》中的祖母丁太就是这样一个歇斯底里者，从她开始思考喝药自杀到一直到死亡的身体与思维活动，都只不过是局限于她个人的自我表演而已，她希望通过自己的种种行为得到“观众”的关注。可以说，丁太是当前人们歇斯底里的生命状态的具象展现，绝大部分小人物的挣扎都是低调的，但这种挣扎带给自己的痛苦未必不比丁太的痛苦少。
或许这能够解释：为什么很多读者在读完方方的作品后，心情总会阴郁，而自己却不知道其中的原因。
虽然方方小说中多为小人物与琐事，但若将这些人事连缀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到，方方记录的是人类在这个大时代中普遍的生存状态。方方笔下的人因“物”而焦虑，而方方则应她笔下人物的物化而焦虑，在其中所透露出来的，是方方为时代的物化而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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