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家文化对中国历史进程影响实在是太深远了，孔老夫子的一句“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让中国古代历史上的读书人视儒家文化之外的文化如洪水猛兽，作为一个君子原则上除“礼、乐、射、御、书、数”之外，其他的任何学问都会被读书人所不齿，所以鲁班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被尊为“匠”，而不是“师”，尽管他会将他所有的技能传承下来。
正当中原的各种儒家大神手捧着儒家文化故步自封的时候，欧洲开始出现了“在职培训”的形式，正当多尔衮想尽办法策反吴三桂如何引清军入关的时候，欧洲手工作坊的老板们正琢磨怎么样让老员工向新员工演示如何完成某项工作。
自从吴三桂很没节操的打开山海关的打门之后，明王朝宣告灭亡，原建州女真族开始了对中原长达二百五十多年的统治，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少数民族统治的王朝，清朝的统治者们总结了元朝和明朝统治时期的经验教训，摈弃了自己的文字、语言和教育，采取亲民的一系列策略来稳固自己的统治，用一句话简单概述来说就是：在追求平等当中用中原的文化来统治中原的汉人。
但是这种亲民仅仅体现在对汉族文化的不抵触，骨子里却是如何在使用汉字、汉语和推行儒家文化的同时，大玩“文字狱”来钳制读书人的思想，导致传统的古儒家教育被阉割殆尽，只剩下了“和珅”式的“奴才”教育：清儒——会让人变得更“奴才”，“重儒轻工商”的思想愈加严重。
就在儒家文化在朝代交替当中被蹂躏的死去活来的时候，明末清初同时期的欧洲已经开启了现代教育模式：基于由简单至全面概念的自然逐步生长脉络，同时教学必须要有通用性与实用性，当时捷克的民族主义教育家夸美纽斯在他的《大教学论》当中提出了“教学直观性”的教育思路。
与中国历史差不多，欧洲历史上的教育基本上也是为统治阶级量身定制的，但随着工业化的进程和社会化发展，尤其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工作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人们已经不能忍受传统教育培养一个人所花费的巨大时间成本，于是开始考虑利用更短的时间训练工业主所需要的人才，而这些人才的训练与传统的学校教育是彻底分离开的。
随着西方世界工业化的大力发展，这种职业训练的需求程度不断提高，这种职业训练的结果反过来对西方世界的工业化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动力。尝到甜头的西方国家开始想尽办法改善和推进这种职业化训练教育：在借鉴了德国工厂学校方式的基础上，美国与1824年在纽约特洛伊的伦斯勒理工学院成为了第一所技术学院；1862年通过签署《土地大法案》林肯为普通人，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1872年，纽约市的霍尔公司开设它的工厂学校，课堂培训在教育领域被广泛使用，并且弥补了学徒制和在职培训需要大量培训师的需求等等……
其实早在欧洲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这种职业化的训练，也就是今天所说的岗位培训就注定要贯穿整个工业革命，而工业革命为欧洲各国带来的利益是不言而喻的。从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欧洲国家就相继放出了“资本主义”这个怎么吃也吃不饱的怪兽，这头怪兽吃不饱怎么办？自然将目光放到了东方那些对它们来说还未开化的蒙昧国家。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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