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大时代道德篇（一百三十七）：自欺，欺人，被人欺。
在北洋史上，西南军阀一直属于混江龙的角色，“北洋团体”换了几茬意欲染指的掌门人，结果大多是损兵折将。然而西南军阀中也有软柿子，那就是川系军阀，就连弱小的黔军，都敢跟着滇军在四川浑水摸鱼。不过也怪不得别人，主要是川系军阀自己太会折腾，大小混战几乎两个月就要上演一场，也就给了别人可乘之机。不过川系军阀的消亡，还与一样西南地区的“硬通货”息息相关，那就是鸦片。虽然清末民初的禁烟，已经大大改善了四川鸦片泛滥的情况，但成果却被“草头王”们顷刻间化为乌有，所以也有“才将毒草绝根除，又见萌芽遍地苏；善策难行偏易废，更从何处问良模”的作诗调侃。
但是，军阀们虽然也知道吸烟有害于健康，像奉系军阀中的王永江曾抓过禁烟。吴佩孚也是在麾下直系军阀人马中厉行禁烟，除了自己的知遇之恩人郭绪栋。皖系军阀的掌门人段祺瑞也是不好鸦片这口，然而川系军阀则是对烟土情有独钟，毕竟四川鸦片的赋税种类多种多样，从种植运销到零售吸食，军阀在各个环节都可以巧立名目，征收各种捐税。在种植时收“窝捐”，收割过秤时收“秤捐”，在贩运途中收“护送费”，开设烟馆供人吸食或自己置灯吸食的时候，还要收“红灯捐”等。这些关于烟土的税捐，还另有各种名目的“附加”，如“江防附加”，以至于民国十三年，西南军阀中“四川有二十万军队，莫不恃烟土为饷源”。
所以说吸烟有害健康，但烟土确实有助于川系军阀的扩张，以至于为了能够收取更多的罚金、充实饷银，川系军阀甚至要求在防区内种植罂粟，“且有不愿种烟者，勒令种之，有懒捐之名目，即对于不种烟之捐也”。烟土也成为四川军阀互相争夺的着力点，毕竟烟土收入在军阀的总收入中，占了相当大的比重，这也造成军阀之间的相互攻伐，也可以说烟土，人马，地盘是军阀混战的一个特色，正是源于军阀对烟土的依赖之大。四川地区的罂粟种植，从川东开始至川南和川北再到川西，川系军阀消亡的烟土战争随之风起云涌，比之清末时期有过之而无不及。
最终，“四川之种吸二者，在各地恐均居于第一位。其烟馆数目，若能设法将全省为确切之调查，度其数目当不至少于十万所烟馆数目，既如此巨大，烟民之多，更可想见。”黄绍兹回忆军阀混战时说：“数十年的军阀混战，可以说是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虽然这样的解释略显牵强，但是也表现出了烟土在军阀混战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是在人马与地盘之外，安身立命的硬通货，毕竟川系军阀都用“懒捐”这种啼笑皆非的苛捐杂税来保证烟土的产量，那么究竟戒不掉烟的是川系军阀，还是在烟馆内醉生梦死的普罗大众。
参考资料：《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菜根谭》、《荆楚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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