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最后一课

母亲的最后一课

□稻香村人

元旦前的12月26日晚，接到弟弟的微信“明天就是咱妈的忌日，别忘了献献。”我心里一震，母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个年头了！十年人是物非，母亲又何曾一日离开儿的心里啊。

母亲在她52岁那一年，不幸患上了淋巴癌。这个时节，正是她和父亲刚刚给爷爷养老送终的第二年，好不容易能喘一口气，孰料病魔又缠上了她。

躺在病床上的母亲，这才有了些许歇歇脚的机会，也才有机会对我讲述她过去那些遭遇与经历。母亲这些我们知道与不知道的往事，让我真正懂得了“生活”这两字沉重的内涵。这是母亲在病床给儿上的最刻骨铭心的一课。

母亲有一个快乐幸福的童年，于1946年出生在甘肃秦安。当时外公刚从西北联大毕业，在当时的“国防部”织呢厂工作。作为家中的长女，母亲得到了父母格外的宠爱。西北解放以后，母亲又跟随在西安建筑工程学院工作的外公来到陕西咸阳，直到12岁，外公被打“右派”，也就是从那时起母亲的命运被彻底改写。

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曾说过：“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路途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而母亲是在这一转变中彻彻底底感悟到了这一苦痛。

母亲说：“那一年，正是麦成熟的季节，火辣的太阳照得人都睁不开眼，你姥爷被送到马兰农场劳改，家属遣返原籍。你外婆带着我们姐弟三人，在闻喜下了火车，租了一个脚夫。一头担着你舅和你小姨，一头担着行李，你外婆拉着我，一路哭着回到刘峪。”在村民或疑惑、或惊讶、或幸灾乐祸的各色眼神中，一家人在绝望的缝隙中寻找活下去的希望。

初中未毕业，作为长女的母亲开始了生产队的劳动，挣工分，农活一步步学会，偶尔偷偷到公社的棉加厂干临时工。这个时候，谁又能将眼前这个又黑又瘦的她同当年那个说着普通话，为学校演出报幕的洋学生联系在一起呢？

十八岁那一年，母亲和同样“成分高”的父亲结婚成家，一样困苦的家庭，一样担惊受怕的环境，内向的母亲一样和父亲扛起了家庭的重担。生产队下工回来，她上锅灶帮助奶奶准备一家人的饭食，几十年如一日。母亲虽不言语，这艰难与困苦深刻在她的心里。她弥留之际，神智间些性混乱，对坐在旁边暗泣的姥姥说：“我怎么梦见计工员把我工分记到了别人的名下了呢？”

人们常把坚强称为一个人的品质，然而，这简单的两个字，包含了人间多少无奈与无助，拧下来的全是泪与血。父亲与母亲算得上是患难夫妻。然而，贫贱夫妻百事哀并没有压倒母亲。父亲和母亲靠在生产队微薄的工分养着一家老小，母亲从来没有因为缺吃少穿而抱怨父亲。改革开放后，谨慎的父亲和他大多数一代人一样，面对经济发展大潮，显得束手无策，依然死守着那几亩薄地，口袋依然干瘪。我十八岁那一年，我因父亲拿不出60元的高考复读费而责怪父亲。熟料，母亲听见后，十分严厉地数落我。十分羞赧的我，几十年后对当年的场景依然铭记在心。挑起生活重担的我，更从心里深深地懂得了母亲对父亲的那一份真挚的心。

母亲是一个性格内向的人，但她的内心却是丰富多彩的。在我的印象里，母亲从不扎堆聊天，不议论他人，雨天和晚上，母亲常常捧着书读，有小说、有散文。我们母子有时会对小说的人物，散文的情节进行讨论，有时母亲的观点，让我这个自诩写材料的人感到赧颜。多少年以后，我常常想，如果不是那些年的遭遇，母亲必定能在写作上有所建树。

透着书香气的母亲，是一个善良的人。几十年来，为人媳的她，从来没有上炕安安稳稳地吃过一顿饭。和奶奶做好一家人的饭，送老的小的都上了饭桌，她才一个人坐着灶边，随时为爷爷、奶奶和父亲添饭。爷爷奶奶换季的衣服，她总是提前准备好。爷爷临终时对我说：“我这一辈子，也没有女子，我和你奶奶生活上没有受过气、吃过亏，是有你妈。以后，你要好好孝顺你妈，让她也享享福。”

贾平凹先生在他的《写给母亲》中说道，“他在写作时母亲常常坐在他的身后，陪伴着她”。每读到此处，我都想，他是多么幸福啊，至少，他和母亲还有过这样的温馨。而我，在一样的夜色、一样的案前，只有对着母亲微笑的照片，长泪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