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洞主

这部传记够精彩。

它讲述的人物，自带传奇色彩，人物所处的历史背景，又恰好曲折惊悚，波澜壮阔，暗潮汹涌。

更关键的是，写下这本传记的人，有观点，有个性，敢说敢推断，同时，他不带偏见，记述光明，也记述黑暗，描写光辉，也描写罪愆。

这部传记是罗斯·特里尔的《毛泽东传》（以下简称“M 传”）。

罗斯·特里尔是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与国际事务教授，曾获历史政治科学一级荣誉学位，1980 年，这本书出版，不久就被翻译成德文、意大利文等多国文字，在世界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自从翻译到中国以来，销量超过 180 万册。

它之所以被专业人士，认为是西方数百种“M 传”中的经典之作，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史料详尽而有所甄别，二是论从史出，传记包含充满说服力的个性化观点，以及迷人的故事性叙述，但却能做到不带个人偏见。

即使是初读传记的朋友，也会觉得它相当真实，又如小说般精彩。传记讲述的是 M，也是一段迷雾重重的历史。读下去，迷雾渐渐消散。

相较之下，迪克·威尔逊的“M 传”，虽然也较为知名，但读来却味同嚼蜡。迪克·威尔逊的“M 传”，史料虽然丰富，但多是偏向正面的内容，且满是史实铺陈，少有锋利的观点与评析。

在特里尔笔下，M 鲜活起来——他有战略和军事天赋，是新世界的缔造者，但也偏执冷酷，是种种错误与灾难的始作俑者。

1.

这本传记从 M 的童年写起。

稻田里，一个穿着肥裆蓝裤的男孩坐在竹凳上，乱蓬蓬的黑发在阳光下熠熠发亮。他身体单薄，但个头对于一个还没有到青春期的孩子来说是高的。他的大眼睛充满梦想。这个孩子的任务很简单，就是把那些来寻食的鸟儿吓走。

这是全书正文的第一段，故事般的讲述方式，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透露出人物的儿时性格。

跟随传记作者特里尔的笔触，少年时期的 M 对世界与知识充满渴望，夜深人静，他却在读诸如《水浒传》等描绘现实或现实主义杂书，试图看清真实世界的他，不可谓不刻苦。这是 M 的一个小侧面。

M 和父亲关系一直不好，经常产生矛盾，父亲曾当着屋里客人，骂 M 懒而无用，M 随后跑出家门。父母追出来，客人们跟随其后。M 跑到池塘边，说如果父亲再靠近一步，他就要跳下去。

M 崇拜《水浒传》里的绿林好汉，家庭和学校一度让 M 感到压迫与束缚。M 曾试图反抗，10 岁左右，他就和高年级同学打架，进南岸私塾两年后，M 认为站着背书是繁文缛节，他硬要坐着背，“既然我坐着背书你也听得清楚，那么为什么我要站起来背呢？”M 对面前的教书先生说。此时，他听不进任何人的劝说。

在特里尔看来，M 对父亲的仇恨，致使他的性格变得易于反抗，也趋于专断。这种性格下的种种行为，从家庭贯穿至社会，给未来历史中的大规模运动，埋下伏笔。

虽说这种通过早年经历，分析一个人行为模式的方法论，未必靠谱，但它可算作一种合理范畴内的推断，有助于启发读者理解 M 的性格纵深，进而看到丰富而非片面人物与历史。

学生阶段，一位姓谭的同学和 M 是好友，他们酷爱讨论时事，谭告诉 M，对于一个领袖来说，学问不如斗争意识那么重要，这一观念让 M 陷入沉思，甚至可能对他产生重大影响。

随着年龄增长，M 积累了更多书本知识和社会实践知识，M 渐渐跳出书本，走入现实，触摸这个无法在书中弄懂的乱世。此后，知识对于 M，是一种实用主义式的工具，运用工具，是为了达成某个特定目的。要知道，书籍里的文本知识，常常和实践中所需的经验，有相当距离。

M 对知识的运用，一方面由于灵活且贴近实际，故而能产生许多创造性发挥，在战争时期，种种战略布局，确实高蒋一筹；

而另一面，对知识过度灵活的运用，令知识逐渐沦为 M 的傀儡，尤其是在战争后的和平年代，知识常常成为他诡辩的素材，变为权力主导下不合理决策的依据。

文本知识和社会实践知识，本质并无高下之分。如果从精神世界、严谨学术追求的角度而言，文本知识无疑价值更高，但如果从直接指导实践的功用性、直接改造社会的角度来看，社会实践知识当然更有用。

这时你也就明白，为什么早期实践中极具创建性思维的 M，他的著作在知识分子眼里，并不被欣赏。知识分子往往更认同文本知识，他们对知识边界、规范和严谨性，以及语言叙事等精神层面内容，看得更重。

2.

战争时期的 M，做了很多具有实际意义的正确决定。

比如，1932 年，M 和朱德宣布对日宣战，虽然在当时，他们好几年不曾见到一个日本人，虽然当时，他们控制的人口数，大约只有 900 万人。

事后证明，向日方宣战，是一次对于群众的极好宣传。农民的民族主义情绪被调动，于是大力支持 M 的组织，也就在情理之中。

对于宣战这一决策，特里尔评价说，M 的确有远见。

内战时期，M 能最终胜利，也源于一系列正确决定，其中最核心的一点是，他懂得在这片广大土地上打仗的意义，那就是，能赢得农村老百姓，就能赢得胜利。这一点，蒋似乎不懂。

从抗日到内战，整场战争节奏，多数时候都在 M 手上。究其原因，是因为 M 的大战略：通过与蒋合作打日本，来打败蒋。

事实也如此发展：当蒋被日本的进攻掣肘，不断赶向中国西部时，M 的组织，在北部和东部的敌后根据地，蓄力壮大。

特里尔认为，M 真正的创新之处，在于把枪杆子、农民力、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在这三方面，M 都不是先锋，但是在将三者结合成统一战略上，他是先锋。

战争背面，M 还做出许多建设性的社会改进。比如践行婚姻自由政策，制定《婚姻法》，M 当时希望，每个人都能在婚姻生活中的感到幸福，同时也反对无节制地纵欲、早婚、独身等。

在当时封建老朽的社会里，这种举措，无疑是对旧有权威和禁忌的革命，它值得肯定。

另外，特里尔谈到，M 通过制度规定，两个人开始同居后，就视为“结婚”，不管他们是否领过证。“这就消除了私 生 子的概念，这在中国跨出了巨大的一步。”

3.

战争年代的大刀阔斧、大破大立，缔造起一个新世界，可来到和平年代，拥有近乎绝对权力的 M，开始犯错误，越来越多。

大跃进、三年困难、十年动荡……历史不忍细读，此处不便细讲。

1958 年到 1960 年，M 的组织和前苏联之间出现分裂，国内民生受到冲击，而 M 不在乎，他觉得很正常，并说，“世界上永远存在着分裂现象……这不过是新陈代谢，就像细胞的死亡一样，每年、每月都存在分裂。”

大跃进准备阶段，M 面对质疑，对布尔加宁说：“什么是毒草？一百年前，西红柿在欧洲被认为是毒草。”M 认为，你们觉得大跃进是毒草，实际上它是西红柿，你们都错了。

相对主义、诡辩、非理性反抗（造反）思维，在他身上体现得愈发明显。儿时那个倔强、顶撞父亲、冲撞先生的 M，再次出现。他的非理性更加过度，仿佛只是为了颠覆而颠覆；权力赋予他力量，此时的破坏力，不可同日而语。

他可能真的担心资本主义复辟，可能真想创造一个天下为公、一切平等的乌托邦，也可能由于权力熏心，总担心大权旁落……不论什么原因，不论哪个原因占据主导，事实是，重大决策的结果，呈现官民分裂的局面，这时的决策，不再如战争年代，利国利民，此刻它只对一小部分人有利。

M 变了（或没有变，只是部分性格渐渐显现），历史进程也变了，而且变得天翻地覆，迷雾重重。究竟为什么，传记里没有明说，但读者读后自会形成自己的认知。

人性如深渊，变幻莫测，历史如大海，暗涛涌动。特里尔这本“M 传”，也许因为对同一个人不同时期的评价，肯定和否定之处，都有理有据，整本传记呈现出一种不和谐的矛盾和背离。但恰恰是这种背离，却更趋近真实。

特里尔在传记的引言中写到：

他（M）教导前后三代人，让他们对国人两千年来所敬畏的禁忌和权威嗤之以鼻，然而，到头来可能连他自己也很失望（对自己和国家失望？），这可怕地说明，旧世界仍未死亡，还在新世界里游荡。

人不止一面，故事也不是“勇者变恶龙”那么简单；历史纵然大趋势向上，可若以年、十年为单位来看，常常有进步，也有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