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本书，也是围绕“美”这一主题阅读。

关于“美”，余秋雨先生是如此定义的：“美，不是外在点缀，而是人性、人情的精选形式。在社会上，政治和经济是在争取生命的强大和自尊，而美，则在争取生命的品质和等级。”

这似乎基本可以回答我心中疑惑，为什么现在的我孜孜不倦地探究“美”、追寻“美”。

文中有“闪问、闪答”，我也姑且以几个“闪念”来记下一些印象深刻之处：

闪念一——“四十七”。

与《美的历程》相比较，本书行文风格从书名中得以体现～课程实录，表达口语化、个性化，不在于完整详细的梳理历史，而只是随自己的喜好标注出一些璀璨的人、事件、时代；从谋篇布局来看，也是前慢后快、前重后简、前详后略（法国哲学家狄德罗命名为“高坡滚石型”），元明清基本一带而过。这种对历史的解构、焦点叙事，与《美的历程》对历史的严肃剖析、公平对待每个阶段、挖掘每个阶段闪光点的思路，截然不同，以后者为树干，本书四十七讲涉及到的人和事恰如树上的一根根分枝，两者结合，形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数千年中华文化便有血有肉的扎根在我的思维空间了。

这些分枝中，有“童年的歌声”甲骨文、“光耀千古的三百二十四个字”《兰亭序》、“因谦恭而参与伟大”的云冈石窟；有“混乱与美丽同在”的三国两晋南北朝、文学眼光下的三国版图、“盛唐是一种心态”、“精雅大汇集”的宋代、“五百年斯文所寄”明清小说、戏曲；有“世界性的老子”、“一路冷遇成就的伟大”孔子、墨子“兼爱”“非攻”的空谷足音、“诸子百家中文学品质最高的人”庄子、“一个难解的世界奇迹”屈原、“《二十四史》的起点”司马迁、“一座默默无声的高峰”陶渊明、“第一个知名画家”顾恺之、李白、杜甫“顶峰对弈”……枝丫横斜，模样各异，又互为观照，形成密不可分的巨大树冠。

闪念二——“讲”。

本书一个最大特点是“述而作”。自孔子七十二弟子授课成《论语》，“述而作”便成为中国文人的一大梦想。雅典学院和稷下学宫（春秋战国时期齐国）几乎同时创办，这种学术共同体的组建，或者说学术组团的这种辩论方式，可能激发出个体对一个事物3的多重面向的考虑。“对话和辩论要比独白更具感染力”。这四十七次课，老师和学生的话题谈古及今、由中及西。在电脑时代，一切资料性、记忆性、常识性的部分，学生自己就能讲得很好，因此不应该继续成为教学的主要内容。一门好的课程，是生命与生命的碰撞。第一种碰撞发生在古人与今人之间；第二种碰撞发生在学生与老师之间；第三种碰撞发生在学生之间。这三个方位的碰撞构成了一种风生水起的文化现场，每个方位都因碰撞发生了改变。

这一课程，通过学生、老师以及学生之间的互相碰撞，是对历史文化的重新选择、重新发现、重新创造，并在这个过程中重新构建自己。而不是简单的按时间顺序阐释一系列固有的文化成品（这样是把文化看死了，把历史看死了）。文化是一种精神价值和集体人格，有机会就有可能被重新创造。

闪念三——“田野考察”。

余秋雨很强调行走在大地上的知识分子的生命状态。中华文化的组成，除了靠一堆地文字之外，还靠一排排脚印。“包含着很多脚印的文字”，或说“包含着很多文字的脚印”。

多年前开始接触余秋雨的书，如《文化苦旅》、《行者无疆》，每一篇文章就是一处文物古迹，因此我都是作为历史文化考察类的游记来看的。田野考察，作为社会学的一种重要方式，在费孝通以《乡土中国》为标志的治学历程中，也是极为推崇的。

孔子从五十五岁到六十八岁之间，周游列国，可以说是“中华文化的第一行程”。司马迁，从二十岁开始，走了中原和长江流域的大半地方，甚至一些还没有开发的地方，以及云南、四川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司马迁在两千多年前极为落后的交通条件下走了那么多发，是他成为中国首席历史学家的基础。司马迁一路上最大的收获，一是采撷到了豪荡之气，二是获得了现场感。这两样东西，在读《史记》的时候都能够充分领受。而无独有偶，孔子著《春秋》，司马迁著《史记》，一个开创了中华史学思维，一个建立了中华史学模式。

文化，说到底是一种实践状态。实践、劳作、书写，就盯着文化存在的真实性。讨论文化，应该更多地从观念层面落实到运作层面。走到万千世界中去，面对千姿百态的生态和心灵，学会感受、学会思考、学会表达。“在民众的接受和自己的理想之间，就是君子的立身之所。”

闪念四——“失落了的文笔”。

“世间文字，过巧即伪”。最好的散文是朴素的。老舍先生写给青年作家的一封信，他说，写文章有两个秘诀，一是尽量少用成语；二是尽量少用形容词。而这两日手头正在看的《造房子》一书，作者王澍说“一直以来，我都禁止我的学生在文章里随便使用形容词。没有“形容词”意味着不用漂亮的形式把某物指出，对照片上的房屋来说，它们的关系就陷于某种不明朗的状态中”。成语无论是成语还是形容词，都是经过太多人手的“语言硬块”，是人们作一般表述时的通用拐杖，很可能变成“类型化”障碍。现在到处都是越来越空洞的排比套路，其实是一种不自信。一开口就轻松不了，也自我不了，不得不抓住那些亮闪闪的坚硬扶手，又为了壮胆而特别大声。余秋雨认为：演讲时语言越整齐、越响亮，就越没有自信；反之，越朴素、越从容，就越有底气。

一个句子里面，动词很重要，动词会使文字出现生气。动词比较强，就会显得生动、简洁、直指人心。

文中余先生还谈到一个“语言训练班半年计划”设想：

第一个月，排淤训练。尽量排除空话、套话、言不由衷的话。

第二个月，小化训练。语言的低位化训练、亲和化训练。

第三个月，撩藻训练。撩去一切华丽辞藻、腻情句式，改为质朴叙事。“艳色，是口语的病兆。”

第四个月，悬念训练和幽默训练。。使自己的表述产生前后连贯的张力。

第五个月，肢体训练。训练稳定、诚恳而生动的眼神。

第六个月，心气训练。

闪念五——“输入与输出”。

余秋雨在讲孔子的时候说，孔子如一切伟大的人一样，都有很畅通的输入渠道和输出渠道，输入渠道就是一路问学，输出渠道是一路言政。最近看了不少知识管理方面的书籍资料，才明白自己学习的问题在哪里？就是只有输入，没有输出。而从输入到输出，其中的关键环节就是内化吸收。所以，无输出，实质上是内在消化吸收不够，没有把“输入”的信息转化为自己的知识。

闪念六——“枯燥文本”与“戏谑文本”。

“枯燥文本”。几千年来有点名堂 文章，都想陈年鱼干一样密密麻麻地堆放在那里，一点看不出它们曾经活过、游过、掀起过波涛。看一会儿也被鱼干的隔代膻腥味熏晕了。“戏谑文本”在一些电视文化讲座和流行历史读本上比较流行。现在所谓的国学，最叫座的地方，往往是在诲导处世谋术，也就是如何制伏他人获得自我生存的计策。缺少了“精神居所”，富了，不知如何在精神价值上获得安顿；穷了，不知如何在精神价值上自我勉励。”如果在精神价值上一直缺少正面归向，一个民族的文化就会失去魂魄。“

闪念七——“中国古代社会的分界”安史之乱。

凡讲中华历史，都会涉及到安史之乱。而民众对这一事件最大的印象，是杨贵妃之死以及《长恨歌》。两千多年来，战争何其之多，为何这一尚未颠覆政权、实现改朝换代的“乱”，被反复提及？以前从未想过此问题。本书中引述了陈寅恪先生的观点，陈老把发生在唐代中期公元755的“安史之乱”作为全部中国古代史的最重要分界。中国的历史多以改朝换代为界，但改朝换代未必改变了社会性质。李白、杜甫，一个是充满欢乐的高歌挺进，一个是饱含诚恳的沉郁苍凉，这两番神情，正是历史的分野。安史之乱带来的真正灾难，是它改变了社会结构：一个统一的王朝变成了一个个独立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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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则零碎、但有意义的话，暂且留存于后备用。

宗白华先生评价晋人之美时说，晋人向外发现了自然，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

“我们期待的公共知识分子，是能够发现社会疾病、治疗社会疾病的“名医”。只可惜，现在大家都误以为，七嘴八舌、众声喧哗就是药方。”

“君子重名节，小人重名号”。

“一切回忆，都以情感删削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