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盛世到亡国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想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系持续运作的话，人和制度都同样重要， 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条件的制度是不存在的。它要求各中人员保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状态。 时刻自省，纠偏，才有可能继续前行。国家如是，公司亦如是。

最近因为一些事情，开始思考一个神奇的问题，从盛世到亡国需要多久？

纵观古今，也只有北宋的这对父子交出了一份令人惊叹的答卷 ———— 从盛世到亡国，只需要三年。

回望汴京，不知当徽宗北狩时写道“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时，是一番怎样的心情。

要知道大凡一个国家处于生命周期的末端时候都有着显著的征兆： 要么饿殍满道，农民揭竿而起；要么强敌在侧，江山岌岌可危；要么兵荒马乱，臣不臣，将不将；要么分崩离析，诸侯割据，大革命一波流直接带走。

北宋却是一个例外，在亡国时（靖康二年），帝王家的军政财虽然不算优秀，但至少也在红线以上。三年败亡，纵观中国历史也是绝无仅有。

这口锅，属于宋徽宗赵佶。或许更远点，是让轻佻的端王临了江山的向太后。

要说北宋皇宫的风水真的相对差了些，终宋一朝，基本三代就绝一次嗣。

-真宗六子，挂了五个。 只有仁宗活了下来。还是被刘妃夺子的情况下才继承了大统。（民间故事就是那个狸猫换太子……）
-仁宗无子，最后只得从濮王赵允让那过继了一个过来，是为英宗。
-英宗倒是有子嗣，不过在位置上也没搞啥事情，忙着给他爹正名。 一门心思在弄濮仪之争。
-到了哲宗，仅二十三岁就挂了，又没有子嗣。

元符三年正月，哲宗崩于福宁殿，无子嗣。

皇太后向氏哭谓宰臣曰：“国家不幸，大行皇帝无嗣，事须早定。”章惇厉声曰：“当立母弟简王似。”太后曰：“老身无子，诸王皆神宗庶子。”惇复曰：“以长则申王当立。”太后曰：“申王病，不可立；先帝尝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有立。”惇又言：“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言未毕，曾布叱之曰：“章惇听太后处分！”乃召端王佶入即皇帝位。群臣请皇太后权同处分军国事，后以长君辞；帝泣拜移时，乃许之。

当时的宰相章惇先提议与哲宗一母同宗的简王。然而由于向皇后无子，哲宗、简王都是朱太妃所生。若立了简王，那朱太妃便有了两个皇帝儿子。 于是立马被向皇后否决了。

接着又提议以长幼序，提议立九子申王。 然而申王有目疾，等于无法亲阅奏章，因此也被否决。 随后向太后推荐端王赵佶，说神宗言：“端王有福寿，且仁孝”。 章惇情急之下说出了那句“端王轻佻，不可以君天下。” 话音未落便被曽布呵斥。于是端王继位，成了宋朝的第八位皇帝。

要知道哲宗仅比徽宗大了6岁。 而兄终弟及之事，本朝只有太宗干过，还留下了个杯弓蛇影的千古疑案。 因此赵佶从小就认命当个富贵王爷。将所有的天赋都点在了琴棋书画这些个人修养上，从未受过一天正统的帝王教育。

阴差阳错之下，宋徽宗赵佶成为了著名的文艺皇帝，比起本朝的违命侯李煜不逞多让。在书画领域都有着很高的造诣，自创瘦金体和花鸟画。是历史上有名的文艺小天王……

然而与其无与伦比的个人修养相对应的是，赵佶的业务水平直接坑出银河系。

“宋徽宗诸事皆能，独不能为君耳！”——《徽宗纪》
“宋不立徽宗，金虽强，何衅以伐宋哉 ”—— 《宋史》

宋徽宗十八岁登基，按理已经成年，应直接亲政。 不知是出于回报还是别的原因，元符三年(1110)七月初一,向太后下诏罢同听政。由于向太后支持旧党，北宋官场再次大换班，旧党临朝。

然而才不到一年，向太后架鹤西归。权柄又回到了宋徽宗手中。 要知道北宋困于三冗（冗兵、冗官、冗费），财政一直都不富裕。 因此才会有了神宗朝的王安石变法。到了徽宗朝，户部的正常财政收入已经没有办法满足支出，时常有赤字出现，甚至有些年收入只能满足支出的四分之三。

然而就在整个国家都在等待皇帝解决财政问题的时候，亲政的皇帝花钱能力却更为强大…… 前文已述，赵佶同学爱好广泛，且品位高雅。 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声色犬马、全部涉猎。而且还是一位建筑和园林的专家，建设了无数亭台楼阁（最著名的就是艮岳），同时让各地进献珍惜的花草树木、奇峰怪石等（统称花石纲，水浒传里的方腊就是因此而起义的）。 这么多爱好聚与一人之手，那么即使是一个国家都无法承受了。

在此前提下，宋徽宗提拔了两个人。 一名童贯，一名蔡京。

童贯投其所好，在苏杭负责制造局事物，专门搜罗动物牙、角、犀与植物竹、木藤及金银玉物等各种稀有贵重原料，命各色工匠制成各种精致细巧的工艺晶，进献宫中。

而以蔡京为代表的新党，成为了皇帝的理财专家。 从崇宁三年（1104）年开始，蔡京进行一系列的理财改革。将交子，盐引等金融工具，从原本的一地（例如交子之前仅在四川流行）扩散到全国。然后再利用政府的印钞机，将超过需求的交子和盐引注入到实体经济之中。然而这时发行的交子和盐引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其能够兑换到的金属货币和盐了，为了不让泡沫破裂，只能让他们不断的折价，从而造成了民间的通货膨胀。

这是有史以来政府第一次利用现代金融工具从民间抽取的利润。

当民间的怨言累计到一定程度之后，宋徽宗选了一条历代王朝都会选择的道路，那就是将内部矛盾变为外部矛盾 ———— 开始策划收复燕云十六州。

简单概括一下燕云十六周的背景：

五代时期后唐发生内乱，大将石敬瑭引辽国部队入中原助其夺取王位。 代价是自称在辽国面前自称“儿皇帝”，并且割让燕云十六州划归与辽。 因此十六州在五代时期就已经属于辽国的地盘。

具体位置即今北京、天津北部(海河以北)，以及河北北部地区、山西北部地区。 对，你看的没错，长城防线全部交于辽国之手。 辽国骑兵只要拍拍屁股就能直接进入一片坦途的华北平原，没有任何险阻。

因此燕云十六周一直是宋朝的一块心病，太宗继位后欲乘势夺回幽州又以失败告终，在战役中受的箭创直接导致其后来病逝。 之后又断断续续打了二十五年，各有输赢。 直到真宗景德元年（1004），辽国大规模入侵，宋真宗在当时的宰相寇准的逼迫下御驾亲征。在澶州用八牛弩将辽国大将萧挞凛射杀。至此宋辽双方都有了疲态，于是开始议合。 最后达成的结论是宋每年送给辽岁币银10万两、绢20万匹，宋辽以白沟河为边界。 双方借此维持了上百年的和平。 史称澶渊之盟。

这个念头的由来是，在辽国的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崛起了一个异常强悍的民族——女真（就是后来的金）。
-政和三年（1113）女真联盟长乌雅束死，其弟阿骨打嗣位，称都勃极烈。次年举兵攻辽。
-政和五年（1115）阿骨打称帝，建立起奴隶主的国家，国号大金。同年辽黄龙府失陷（今吉林长春附近）。辽天祚帝令萧奉先为御营都统、耶律章奴为副都统，发蕃汉兵十余万，号称七十万，下诏亲征。但途中耶律章奴谋反事件，被迫回军。被完颜阿骨打挥兵尾追，大败。至此再无力组织有效的防御了。

这时摆在赵宋面前有两个的选择： 要么继续和辽国做邻居，要么换个邻居选金国。

此时宋辽之间已经交好了上百年，随着交流文化的传播。辽国也越来越汉化。而金作为新兴的民族，正处于快速扩张的阶段，性格是不可控的。要知道之前百多年没有皇帝敢背叛澶渊之盟，燕云十六州由辽国控制未被质疑，也就带来了百年的和平。在这种状态下，夺回燕云十六州本身已经没多大的意义

因此从逻辑上来说，辽国更适合做近邻。然而出于内部矛盾的输出背景，以及自来自祖上血脉中对燕云十六州的执念，加上朝堂之上行程了一批需要借此留名青史的官僚集团，宋徽宗做了一个影响历史走向的选择—— 联金灭辽。

之间具体的过程就不细说，有兴趣且爱看小说的可以去看徐兴业的《金瓯缺》。 这里简单叙述一下时间线：

重和元年（1118）： 宋微宗首次派遣使团前往女真地界，欲联金灭聊。
宣和二年（1120）： 宋金结成“海上之盟”。
宣和四年（1122）： 五月，童贯率军攻辽失败。 九月，辽国大将郭药师投降北宋。十一月，北宋再次攻辽失败。 十二月，金军攻陷辽燕京。
宣和五年（1123）： 经过艰难谈判，及付出极大代价，宋徽宗从金手中赎买回燕京。 张觉降金后再次投降北宋。完颜阿骨打去世， 吴乞买继位。
宣和六年（1124）：宋斩降将张觉，并送其首级予金。 同为降将的郭药师心生不满。
宣和七年（1125）：辽天祚帝被金俘获，辽亡。 是年金军接口张觉事件，向宋宣战。 十二月，郭药师降金，燕京失守。 宋徽宗发布罪己诏，并传位于太子，即宋钦宗。
靖康元年（1126）： 正月，宋徽宗逃亡。 二月，部侍郎李纲率军击败金军。 宋金达成议和条件，金军开始撤退。八月，金军因太原三镇再次南下攻宋。九月，太原失守。十一月，金军渡过黄河，第二次围攻汴京。润十一月，汴京失陷。宋钦宗驾车前往金营投降。
靖康二年（1127）：二月，太上皇宋徽宗出成，大批宗室子女陪同。三月，在金的支持下，张邦昌登基。 北宋亡……

从宣和五年赎回燕京，北宋还是一片盛世，举国上下沉浸在收复幽州的狂热中。 宰相蔡京将此时的繁荣概括成了一个词“丰亨豫大”。 然而仅仅三年之后，首都汴京陷落，皇帝北狩。

看的出来，北宋基本没有组织起像样的抵抗，就丢了国都。 但是同样是国都被攻陷，唐朝“国都六陷，天子九迁”愣是没事，北宋一次就亡了国呢？

究其原因，在于宋代中央的集权。 军权集中，用人集中，财权集中。 唐代地方的收入，一部分押解中央，一部分则保留地方。 唐安史之乱两京俱失，可是州郡的财富雄厚，每一城池都的粮食，装备都有积储。因此能够各自为战，尚有生机。 而宋代则将财富及兵力都集中到了中央，容错空间极小。中央一旦被攻陷，全国土崩瓦解，无再战之力。

但是北宋为何将都城建立在开封这一个四战之地呢？ 虽说太祖赵匡胤曾有过迁都洛阳的打算，但是被其弟赵光义，也就是后来的宋太祖一句“江山在德不在险”被劝阻了下来。 当然这只是一个说法，从实际情况看来，开封几乎是北宋的唯一选择。由于燕云失地未复，北方没有完整的国防线。因此不得不养兵防御。养兵便需要粮食，当时的军粮，几乎全靠长江流域补给。大河中原地带，早在唐末五代时期被打的稀烂。而开封建都之时便以漕运著称，处于华北平原和黄淮平原的交汇之处，漕运四通八达聚天下之财。 也只有开封能够养的起这么多士兵。 再加上通往洛阳的汴渠已坏，若靠陆路运输则成本更大。宋代开国时承接五代长期混乱的残局，没有力量再将财务运往洛阳。 而长安一片荒凉到了明代都还没缓过来。 因此建都开封并屯以重兵几乎是当时的唯一选择。

如前文所述，北宋末期虽然问题一大堆，但是都没有在红线以下。 这些原因确实与亡国有着密切且不可分割的关系，但都无法导致三年亡国。

被金斩首的根本原因在于，北宋政府的最高决策层犯了一系列猪都不会犯的错误活活蠢死的。 这是典型来自上层的崩溃。 当时即便找头猪栓在大庆殿，或许都不会这么快的亡国。 诸如拒绝了辽国的使者选择了于金结盟；郭药师虽然率先攻入燕京，然而由于后继部队临阵脱逃差点全军覆没，由于没能攻占燕京最后花了极大的代价才从金国赎买回燕京；斩了降将张觉的头送与金国从而间接导致同为降将的郭药师叛变；第一次开封被围后徽宗匆匆传位临阵脱逃；在第二次被围之前不整顿防务却忙着权利交接及内部清算等等…… 这里就不一一赘述，对详细情况感兴趣的可以去翻《三朝北盟会编》，包管吐血三升。 北宋亡国的最大原因，私以为是在人祸上。 总之如果不是人为的作死犯错，靖康年间金军最多南下打几次草谷，绝不至于亡国不说，两个皇帝还拖家带口送了人头。

两宋相交的书籍着实不算少，如果翻越过一些的话，不难发现当时具有挽狂澜于既倒之能的人物比如李纲、宗泽，岳飞，韩世忠等，在靖康年间，几乎都在沉沦下僚且郁郁不得志。而占据朝堂上层的都是蔡京，王璞，童贯之流。这就是政治风气败坏在人事层面的具体表现。

如果仅仅只是个别岗位上的人作妖作死，那这个问题或许还可以归为人事问题。 但是当时的朝廷硬是凑齐了一波蠢人集体作死，那就要回推制度层面，在决策和人才选拔上出了什么错。

真要追根溯源，或许要从王安石变法开始说起。论起中国古代制度，秦汉是一个大变革，汉唐也是一个变革。而宋承唐制，至多属于改头换面，借用钱缪先生说的一句话，”宋之于唐，只好说像东汉之于西汉，有事而无政。 有形势推迁，而无制度建立。”

宋代三省，实际上只有中书省在大内，门下尚书两省牵制宫外，离开了中枢。只有中书参与中央决策，称政事堂。 由宰相主理，执政辅助，是为宰执。 在北宋初，中期的制度架构中，文官集团对君权有着很强的约束力。 英宗赵曙之时要追封其亲父濮王，也就是不认仁宗为父。闹的太过，当时的宰相富弼便对着他说道“千古百辟在廷,岂能事不孝之主?伊尹之事,臣能为之!”。 也就是即便是皇帝行事，也需要和文官大臣达成一致才能够落实的下去。“事不出中书， 是为乱政”。 这样的决策机制在效率上的确会有损耗，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他能够保证政局的稳定及不出大错。

伊尹：商汤名臣，当时的商王太甲无道，伊尹规劝未果，于是把太甲囚禁在桐宫三年。三专年后，太甲改过自新，属伊尹重新迎回太甲做商王，史称“桐宫之囚”。

熙宁二年，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变法开始。 然而之前王安石只是江宁知府。在宋神宗的提拔之下才进入了政事堂担任参知政事。但是排在他前面的还有两个宰相，两个参知政事。 要知道改革的本质是利益再分配，会触碰到既得利益者的蛋糕，在原有的决策机制下是无法推行的。 宋神宗为了推行新政，将权力集中于变法。 并且借由变法时的新旧两党之争，将此权利回归君上，极大削弱了文官极端对君权的制约。加上元丰年间的改制，强调三省分班奏事，分割宰相的权力，又进一步加强了君权。而这些变化持续到了徽宗年间。

之前所述，宋徽宗由于没有接受过正宗的帝王教育，缺乏治理国家的能力，加上沉迷于艺术发展，花费极大。 因此在政务上依赖于蔡京。 而蔡京顺着神宗改革的势头，进一步加强了皇帝“御笔”的政治效力，使大小决策均处于上意。等于将之前百年间文官集团所争取的权利拱手送还与皇帝。至此，北宋中前期“与士大夫共天下”的集体决策机制名存实亡。 蔡京则通过君权与相权的加持，把持了朝政。进行了比起神宗朝更加离谱的党争及政治清洗（参考“元佑党争”）。

最终，这一系列的动作使得徽宗朝的人才选拔机制败坏。阿谀逢迎，投上所好的奇葩们进入了朝堂，并把持了重要的位置（例如朱勔，因将一块上好的太湖石运至汴京，间接造成方腊起义。 然而宋徽宗将其封为“宁远军节度使，醴泉观史”。 那块石头也被加官进爵，被封为“盘固候”）。最后行成了朝堂的上层官僚集团既无战略眼光，亦无士人公心。在金军南下之后花式作死，生生葬送了北宋。

这种糜烂，不光是体现在上层，更加体现在缺少制约。没有一个监督政府及君王的纠错体系。 所以顺着百顺，有着高效的执行能力。 但是一旦遇到顶层的决策者出现差池，整个体系便瞬间土崩瓦解。

简单说一下北宋的监督体系。 我们一般用”台谏”来定义中国历史上的监察官。“台”是御史台，负责监督政府班子的行为，有风闻奏事之权，是天子之耳目，由皇帝直接任命。 而“谏”则是谏官，用来糺绳天子，是宰相之唇舌。这一制度，到了宋代又变了。谏官本隶属于门下省，而宋代则谏垣独立，并无长官。换言之，谏官已不属于宰相，不由宰相任用，于是台谏同为皇帝亲擢。一同用来监督宰执堂官。 因此监督皇帝没有了专门的职位，改由文官集团集体协作。

王安石变法之后，相权势微，君权崛起。 加上蔡京的清洗和将相权的拱手相让。使得监督体系也失去了应有的作用。

所以北宋灭亡的主要原因，一是君权和相权的倒倾。之前所主张的集体决策机制和政治风气被破坏。 二是监督体系的崩坏，使其丧失了纠错的能力。 两者相加最终导致了灭亡。

体制的问题导致了人事的失败，而人事的失败又倒回去促成了体制的崩溃。

体制是怎么出的问题？ —— 因为具体的人。人本身的好大喜功、急于求成、目光短浅、私心自用，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倾轧和相互利用。 不过这也符合政治的基本规律 —— 再完善的制度设计，再优良的政治传统，最终都是落到人上面来执行的。 所以真实场景便是制度和人之间相互作用的循环往复，片面的强调某一方的作用都是不切实际的。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想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系持续运作的话，人和制度都同样重要， 能够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条件的制度是不存在的。它要求各中人员保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状态。 时刻自省，纠偏，才有可能继续前行。国家如是，公司亦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