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月亮照过的是才子的酒杯，有些月亮照过的是时代的楔子。于是，世人眼里，便有了各自的林徽因。
初识林徽因，是因徐志摩；再闻其名，则是“建筑”二字。“建筑”二字译自英文architecture。当时的中国没有建筑一词，是唤作“营造”，源于北宋那部《营造法式》，这是官家颁行的营造规矩，也是考元代以前古建的唯一凭据。如今这“建筑”二字能上口，却要归功于林徽因与梁思成。这两个字，竟让时代与历史在时空维度与在地文化中生长，与文化自信产生了深度凝视。她的建筑生涯，跨越着民国到新中国的坎；她的目光，从唐时古建穿越当代文明。
1932年，梁思成赴独乐寺考察古建之前，林徽音发表了《论中国建筑之几个特征》，阐发了结构理性主义的新见。她以为，中国建筑的价值，在于其结构的合理与逻辑，而非徒有其表的装饰。于是，她便用结构、理性、主义、思想，给那“营造”到“建筑”的转变，做了番新解。她提出，好建筑的原则，离不开实用、坚固、美观。她以结构理性主义解之，大约是说：要继承在地的文脉与实用性；要让建筑内的结构具备坚实性；要褪去浮华而得的自然之美。这理论，是她的独特理解，在历史文化与现代构架间摸索转型之路，也是当时建筑的理论根基。
1937年，林徽音参与考察山西五台山佛光寺。彼时，日本的建筑学者正聒噪着：中国已无木构古建了，要看，只得去日本奈良，那里才完好保留了初唐至晚唐的十几座木构。可叹，这是时代的文化之殇。
就在这时，林徽因在寺中穿梁越栋。她细致而敏锐地察觉到梁上那“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等唐代题记，又将经幢上的纪年细细比对，最终才慎重地定下了这座唐构的历史分量。这一发现，便打破了那日本学者“中国境内已无唐构”的妄言，为中国建筑史留下了件稀世的实证。
后有人言，林徽因的成就多在整理。我以为不然：有时，一个学术理论体系的建立，比设计一栋建筑本身，要珍贵得多。譬如她提出的“建筑意”，便是如此。这思想，除了理性层面的结构构件以为，更将中国美学的“意象美”，与西方的意象派相融合。或许也是因为她作为诗人，本就在感性基础上深刻地理解意向美学本身。于是，她要把那原本只重实用的建筑空间，化为一种艺术，一种能引发人们情感共鸣与文化自信的意识美学。以意象为美学基础，以在地文化为文脉！用意向美学为主导的原则，来指导建筑的创作。让建筑既有科学的严谨，又有艺术的感染力，以此来传承民族的文化。
你看，这便是林徽因了——以感性，润过才女的笔；以理性，写下时代的楔子。让《中国建筑史》成为历史的缩影，那是中国建筑在历史长河里留下的结构与美学、文化与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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