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张善熙／口述 李 微／整理；摄影：完 璧】
1938年7月27日下午3时左右，我和两位表姐温瑞珉（当时是川大农学院大二学生）、唐淑英（当时是“建国中学”学生）从支矶石街58号舅舅家出门找了家铺子边吃东西边闲谈，突然发现街上多了许多人，一打听，说是将军衙门街已经插上了小黄旗，这是成都空袭“预行警报”的标志（当时是“空袭警报三响，紧急警报连响，解除警报一响，毒气警报两短一长”）。没过多久，在测绘队工作的表兄陈永栋跑过来说，单位通知，日军今天下午从巫山方向入川，准备轰炸成都。但我们照旧闲谈，因为当时成都连着插了十几天小黄旗预警空袭，但敌机一直没有来，我们也就没太放在心上。
（图片原创）
到了下午4时多，城中突然响起了刺耳的空袭警报声，这下大家的心揪紧了。表兄跑回了单位，我和两位表姐跑到了支矶石公园内的城墙上观看动静。这时，从城墙缺口出城躲避的人渐渐多起来了。就在这时，我看见双流机场方向，一架架驱逐机像箭一般起飞钻入云端。“中国空军开始迎战了！好！好！”大家一下子忘了即将到来的危险，为中国军人的英勇而鼓掌欢呼！但这时还是没看到日军的轰炸机。
我们3个人兴奋地随着人群向罗家碾方向走去。那天天色较暗，整个城区包括郊区都实行了灯火管制，四处死一般寂静。我们在罗家碾一家农家院子里找了棵树，背靠着坐了下来。突然，远处传来沉闷的“隆隆”声。声音越来越清晰，我抬头一看，妈呀，那群飞机上居然都有个“簸箕大的红疤疤”，这是低空飞行的日军轰炸机！我们吓得背靠大树紧紧缩在一起，大气都不敢出一口。不过敌机对农家小院似乎没有兴趣，直接向西门城内飞去了。我数了一下，共有敌机27架，整整一个中队编制。
“轰轰”的连续爆炸声随后从城内响起，城内几处冒起大火，整个城区照得通亮。同时，城内中国军队的防空枪炮也一起开火。半个多小时后，敌机沿原路线向简阳方向撤离，但是似乎只有十来架了（后来我查资料看到，中国军队打下了十二架敌机）。大家开始陆续返城，因唐淑英上厕所，我和温瑞珉两人走在了前面。
回家后，温瑞珉说，她是川大救护队副队长，必须回学校组织队员救护，于是返回了望江楼的川大校园。而我是川大新闻学会的会员，还有会员证，是个新闻工作者，我要去采访！于是，我骑上自行车，带着纸、笔又出了门。
人民公园、东御街、西御街、顺城街、九龙巷、盐市口，四处都是火光，四处都是被轰炸后的残迹。在东丁字街，我见到了一生都无法忘记的一幕：一个太婆，很胖，被炸得“贴”在街边的门板上，血肉模糊。还有一处路边堆着白花花的一团肉，初看不知道是什么，走近仔细瞧才发现是一个人的臂膀。
我那天统计了一下，我知道的被炸死者就有30多个，伤者无从计算。上东大街的裕通银号，日军共丢了4个大炸弹在里面，居然都没爆炸。当时群众救火也非常英勇，我看见有三四名消防队员站在墙上救火，突然墙就倒了，他们都掉进了熊熊火海……
（下篇：《过端午花船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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