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史稿》三百一十六篇列传里，单独作传的有四人，曾国藩是这四人之首。
仔细想来，曾国藩对清王朝有再造社稷之功，列同治中兴名臣之首，单独列传，且为第一人，也在情理之中。
“曾国藩，初名子城，字涤生，湖南湘乡人。家世农。祖玉屏，始慕乡学。父麟书，为县学生，以孝闻。”，
曾国藩出身一般，为“世农”阶层。
“光十八年进士。二十三年，以检讨典试四川，再转侍读，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部。”
"尝与嵩焘、忠源论东南形势多阻水，欲剿贼非治水师不可，乃奏请造战舰於衡州。匠卒无晓船制者，短桡长桨，出自精思，以人力胜风水，遂成大小二百四十舰"
曾国藩确实为战略家，其弟曾国荃最终能克金陵，全仗水师的优势。
“岳州之败，水师拒战者惟载福一营；湘潭之战，陆师塔齐布、水师载福各两营：以此知兵贵精不贵多。故诸葛败祁山，且谋减兵损食，勤求己过，非虚言也。”
曾国藩很早实施精兵战略，故湘军，常常能以少胜多。反观太平天国后期，每次战役，动辄几十万人，却很难摧垮湘军的营垒。
“湘勇利山径，驰骋平原非所长，且用武十年，气亦稍衰矣，故欲练淮士为湘勇之继。至是东南大定，裁湘军，进淮军，而捻匪事起。”
曾国藩裁撤湘勇，也是无奈之举，并非只是为避祸，担心自己功高震主。实际湘军攻下金陵之后，暮气已深，很难在堪用武。
“国藩闻僧军轻骑追贼，一日夜三百馀里，曰：‘此於兵法，必蹶上将军。’”
蒙古王僧格林沁，果然中伏身死。曾国藩识人判事，极有见地。
“国藩事功本於学问，善以礼运。公诚之心，尤足格众。其治军行政，务求蹈实。凡规画天下事，久无不验，世皆称之，至谓汉之诸葛亮、唐之裴度、明之王守仁，殆无以过，何其盛欤！国藩又尝取古今圣哲三十三人，画像赞记，以为师资，其平生志学大端，具见於此。至功成名立，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疆臣阃帅，几遍海内。以人事君，皆能不负所知。呜呼！中兴以来，一人而已。”
《清史稿》对曾国藩评价非常之高，“中兴以来，一人而已”。
不管怎么样，曾国藩从哪个角度都不能称为圣人。后续曾国藩专题将详细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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