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九路公交车还是一如往常的拥挤和颠簸，劳累了一天的上班族塞着耳机靠着窗睡去，厚镜片秃顶男抱着iPad研究他那一绿再绿的股票K线图，穿着迷彩工作服的民工从被各种颜色染脏的腰包里掏出那不合时宜响起“荷塘月色”的手机对家中老婆的催促表示抱怨，微信运动刚破两万一的我倚在扶手旁不想再动一步，在每一个夕阳被海平线吞噬的时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除了那个背着小书包、把红领巾绑在手上的小学男生，它成为了车厢里唯一充满生气的存在。
看着他，我突然想起那个只有一米五几身高时的自己，每次坐公交车时，明明可以扶住立在一旁的扶手，却非要踮起脚尖努力地去拉那吊在头顶上的安全手环，即使在使劲握住手环之后手臂筋骨被拉得吱吱作响，一点儿也不舒服，但为了拼命对自己的“长大”作出一些证明，男孩们总是乐此不疲。等到我足够高的时候，我甚至可以握住系着安全手环的横条上，我却一点儿也不喜欢拉手环了。
从前的我们都渴望长大，把胸前的红领巾幻想成领带，将QQ上个人资料里“年龄”那一栏偷偷改成十七，每次过冬至、过生日、过元旦、过春节都要为自己又长大一岁而暗自欣喜，被问起年龄时永远先报出自己的虚岁，不喜欢被妈妈牵着手，认为那是小屁孩才会做的事情，不想再穿妈妈买的印着卡通图案的衣服，觉得太幼稚了。
我在十四岁的时候开始失恋，也在十四岁的时候开始听林宥嘉，沉醉在施人诚为我写好的歌词里无法自拔——“闭上眼看，十六岁的夕阳，美得像我们一样；边走边唱，天真浪漫勇敢，以为能走到远方。”尴尬的是，我发现自己只有十四岁，没办法代入MV剧情啊，最后决定等两年后失恋时再把这首歌拿出来唱。
十七岁的时候，我爱上了五月天。阿信的声音在无数个夜晚伴我入眠——“七岁的那一年，抓住那只蝉，以为能抓住夏天；十七岁的那年，吻过她的脸，就以为和她能永远。”像我这么爱给自己加戏的人，当然不会放过每一个可以把自己代入剧本的时刻。结果呢，我的十七岁稍纵即逝，脑海中自导自演的电影尚未开机便已杀青。
从前的我们总是渴望“长大”，对“幼稚”的事物不屑一顾，巴不得逃得远远的。总以为长大意味着自由，意味着受到的管制会越来越少，但同时却又要承担起更多的责任，独自从童话世界里走出，去面对遍布恶龙的世界，也意味着在你身边陪你长大的亲人会慢慢老去然后死掉。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伸手与父母要钱对我来说已经变成了一种很羞耻的事情，每次放假回家身上一分钱都没有时，开口说“爸，我没钱了”的羞耻程度不亚于说出“爸，我是个gay”。有时候也会羡慕身边许多已经毕业开始找工作的同龄人，至少不用再向家里要钱，可以用薪水买自己想要的东西，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但想想，要是我也到了那一天，必定又会为了房子车子而苦恼，又会觉得大学象牙塔多么值得令人怀念。长大这件事情是相对的，所谓的长大，只有坏与更坏。
“以前两个人在一起，无非是互相喜欢，合得来，而现在谈恋爱最先考虑的确是现实问题”阿南丧着气对我讲，“以前用得最多的口头禅是‘啊’，现在变成了‘唉’。”
我以前也很想不通，为什么长辈们总是热衷于活活拆散子女的鸳鸯恋情，然后再满世界为自己的儿子找寻千金来相亲，晓之以情动之以理，说着“感情可以培养”这样的话，打着“我是为你好”的旗号，甚至不惜动用道德绑架，就是不让穷苦鸳鸯比翼。
“我以前也一直想不通。”阿南又唉了一声，“在我吃完宿舍最后一碗泡面时，我想通了，也跟女朋友分了手。”
“我等不起了，家里欠了很多钱，我爸妈也老了，他们希望我找一个有钱的男朋友。”阿南的女朋友在红着眼丢下一句话，和一个背影。
就像小时候在电视上看到“伟哥”的新闻，问爸爸“伟哥”是什么，爸爸总是说“等你长大自然就懂了”。在很多问题上我从爸爸那儿得到的答案都是“等你长大自然就懂了”。当时的我十分不服气，心想着为什么现在就不能懂，长大了就一定会自然懂？
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这些小时候困扰着我的谜团突然都被一夜之间解开了。
正因为我们自身都不够强大，亦没有强大的背景支撑着，所以很多时候不得不对这个遍布恶龙的世界作出让步和妥协。长大这件事情杀死了无数个不懂如何与这个世界周旋的理想主义者，但我始终认为，做一个纯粹以功利至上的现实主义者也不是什么值得炫耀的事情，爱情上也好，事业上也罢，我讨厌他们总是用现实来掩饰自己的无能。
“顺其自然”是竭尽所能之后的不强求，而非两手一摊的不作为；“淡泊名利”是千金散尽还复来的洒脱，而非家徒四壁时的自我慰藉。我们没有做一个天真莽撞的理想主义者的资本，但可以选择用自己的努力与实力去护卫一些需要坚守的东西，做一个在这炼狱般的现实世界里长期幸存下来的人，这才应该是“长大”的真正意义。
我在十七岁的时候，从来不会想这些问题。
我的十七岁很无聊，诗中词里写的美好青春，也不过如此。
我很想回去，不过那道门早已紧紧闭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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