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三年的秋天，曹操在平定北方后终于挥师南下。历史的戏剧性在这一年展现得淋漓尽致：七月出兵，八月刘表病故，九月其子刘琮举荆州而降。这出戏码上演得如此顺利，仿佛早有剧本。
《吴历》记载曹操见孙权军容整肃，叹道：“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后世多以为这是在讽刺刘琮，但细想之下，曹操或许另有所指。刘表还有一个儿子刘琦，被刘备玩弄于股掌之间，最后莫名其妙地死去，将父亲基业拱手让人。从政治谋略看，刘琦的愚蠢或许更让曹操不齿。
有趣的是，曹魏官方对刘琮的评价相当之高。《魏武故事》中记载曹操称赞刘琮“心高志洁，智深虑广”，虽不排除是政治宣传，但以曹操的政治智慧，没必要公开羞辱一个已投降的对手。
谁也不喜欢投降，即便我们用“起义”、“投诚”这样美好的词汇包装，依然改变不了其本质。刘表死得恰是时候，将难题留给了年轻的刘琮。但即便刘表在世，又能改变什么？
刘表本就是荆州士族推出的代言人，他的权力建立在地方豪强的支持之上。当曹操以朝廷名义南下时，这些豪强们迅速算清了利害关系。他们不在乎谁统治荆州，只在乎自己的利益能否保全。于是蒯越、韩嵩等人对刘琮说：“逆顺有大体，强弱有定势。”这番话听起来冠冕堂皇，实则道出了现实的冷酷。
荆州士族早已与曹操暗通款曲，曹操也承诺保全他们的利益。后来曹操封十五人为侯，重用文聘、韩嵩等人，正是履行了这份承诺。
刘琮并非没有挣扎。他问群臣：“今天与你们诸位据守荆州，守父亲的基业，观望天下转变，不可以吗？”但他的问题无人回应。在绝对的现实面前，理想主义显得如此苍白。
这时我们不禁要问：什么是忠？什么是义？当整个统治集团都选择投降时，要求一个年轻人独自坚守，是否太过苛求？刘琮的选择无非是审时度势的结果。他或许不够英雄，但足够现实。
《三国演义》中曹操杀刘琮的桥段，恐怕是文学虚构。按裴松之注引《魏武故事》所载曹操令，刘琮后来被曹操表为谏议大夫，参同军事，及后事迹不详。曹操连张绣都能容，何必杀一个无威胁的刘琮？在天下未定的情况下，杀害降将只会吓阻未来的投降者，这对曹操的统一大业有弊无利。
刘备的撤退和曹操的追击，则是这场大戏的尾声。曹操亲率五千骑兵疾驰三百里，在当阳长坂大破刘备，展现出军事家的果断与魄力。但比军事行动更值得玩味的是政治博弈——真正决定荆州归属的，不是战场上的厮杀，而是幕后的利益交换。
对荆州而言，最危险的时刻是权力交接的时刻。刘表的去世揭开了一场精心策划的权力更迭，其中没有浪漫的英雄主义，只有冷静的利益计算。
这段历史告诉我们：权力的转移很少取决于个人意志，更多是由各种力量的合力所决定。刘琮不过是这场大戏中的配角，真正的主角是那些看不见的势力——他们不在乎谁坐在前台，只关心自己的利益能否得到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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