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云：“若成若不成而无后患者，唯有德者能之。”
这德是什么？《人间世》中又借孔子之口，说道：“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义也。”
此处说的命，原文语境是譬如“子之爱亲”，是与生俱来的东西，没得选择的东西，不言自明的东西，“不可解于心”，而只能遵守，故称为大戒。庄子所谓命，从来是天命。将“命”放在《人间世》的整个语境，乃至庄子的整个语境看，其内涵也同样不只如此，而是指代一切不可奈何的东西。其中，自然就包含阴阳之患。可以说，一切不可奈何之命属，就是这两点，一内一外，内为天赋结界，外为不测之网。
那么如何自处于这阴阳不测之命？庄子言：“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托不得已以养中。”只是个“安”字，只是藉此养自己的“中”体。一安之下，中体自露，中者不二也，不二者出阴阳之局也，纵然人还在这个局内，也不可能脱开这个局，心却已经出来了。所谓阴阳之患，只是患在人心，人心出来，便只有阴阳，而不再有患。禅宗四祖道信禅师所谓：“境缘无好丑，好丑起于心。心若不强名，妄情从何起？妄情既不起，真心任遍知。汝但随心自在，无复对治，即名常住法身，无有变异。”禅宗的息心与庄子的安命，只是一回事，仅是路径不同，真正殊途同归。凡夫之患难，只因一不能息心而住，二不得达命而安。故庄子言“致命”，你听说过致良知，可知还有这致命？致命者，见此命也，但能见，自能安之。关键就是在见，庄子言阴阳之患，就是指示我们去见。
所谓安身立命，古往今来，人们却只晓得安身，而忘记了立命。
“义”。什么是义？庄子当时的语境是譬如“臣之事君”，是合古代正统的君臣之义说，只是忠义，同样只是狭义的。义的真正内涵，程子言“在物为理，处物为义”，义即是待人接物、为人处事时之理；又说“义训宜”，宜即适宜、得宜、合宜，就是合理应当的；合之就是人在交人行事时当然的道理。孟子是义说的大祖师，他说“羞恶之心，义之端也”，则又告诉我们这当然之理是发之于人情的；又说“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是本来就有的东西；合之就是在与人事交接时，人情上会自然有个义在、知个义在。所有这些，通过我们平常所说的“做人要讲义气”，便都能有所体会和统摄。此一点深浅随人，即使在浅处起码也算个人，否则便如孟子所说“非人也”，不是人。做得深便豁然就是一条成圣之路，故孟子养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便是于时时处处“集义”。水泊梁山的中枢也是“忠义堂”，牟宗三则言“水浒传是禅宗”。义，既有人之义气，也有国家大义。义有大小，义性却无大小。一个胸中有纯然义气的人，也必然对国家众生有大义。一切，都始于自心中一个义，都来自于养自心中一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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