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了孤狼的大哥，反而被一股更强的力量往前推。九九年，村里换届，几股势力暗流涌动。不知是看他确实能镇住村里那些偷鸡摸狗、扯皮打架的场面，还是沙场那笔靠惊人记忆力翻盘的账目显出了过人的能耐，又或是他那种“混不吝”的狠劲让各方都觉得是个可以利用的棋子，几经博弈，他竟然被推选成了村长。
那一年，他三十二岁。
他脱下沾着沙尘和汗渍的旧工装，换上了一身洗得发白、但扣子扣得一丝不苟的中山装。那身衣服穿在他身上，总显得有些别扭，像是被套上了一个不属于他的壳子。他开始学着把脾气往里收，把年轻时那股快意恩仇的冲动死死摁在心底。村里鸡毛蒜皮的事太多了，东家占了两指宽的宅基地，西家的鸡飞过院墙啄了东家的菜苗，都能吵上半天，甚至抡起锄头。他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用拳头快速“讲道理”，而是搬个吱呀作响的板凳，坐在两家人中间，一支接一支地抽着劣质香烟，眯着眼，听着他们用最恶毒的语言互相攻击，唾沫星子几乎喷到他脸上。等他们吵累了，骂够了，他才把烧到过滤嘴的烟头扔在地上，用脚碾灭，再把那些车轱辘话一句句拆开，揉碎了，用带着沙哑的乡音，慢条斯理地分析利弊，往往能说得双方哑口无言，悻悻而去。
他也懂得适时利用自己过往的威名。有时遇到那种特别蛮横不讲理、仗着家族人多耍无赖的滚刀肉，道理讲不通时，他只消把眼一瞪，声音沉下来，带着几分江湖气问道：“怎么？要不要我把肖春敏、吉祥‘猫几’他们从号子里捞出来，请他们来跟你理论理论？看看是他们讲道理，还是我讲道理？”对方多半就像被掐住脖子的鸡，瞬间蔫了，嘴里嘟囔着，灰溜溜地走了。
那几年，村里竟也呈现出一种异样的太平。大家私下里都说，夏清当村长，比前面几任都“煞辣”，既有办法，又有威慑。那些偷盗、打架的事明显少了，连邻村的人过来，也都规矩了不少。
可大哥心里跟明镜似的。他知道，这顶多算个“草头王”，管着这一亩三分地。去镇里开村干部大会，他总是坐在角落，看着台上那些穿着笔挺干部服、说话一套一套的领导，看着他们茶杯里袅袅升起的热气，心里明白，那窗明几净的会议室，那代表着权力和秩序的“庙堂”，离他这样的人，其实很远，很远。一种难以言说的渴望，和根植于自卑的距离感，在他心里交织。
父亲看出了他的心思。零一年五月，那个杨柳飞絮的季节，父亲病倒了，查出来是胃癌晚期，来势汹汹。去世前，父亲枯瘦的手紧紧拉着大哥，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担忧和不舍，断断续续地说：“夏清......你......你脑子活，有胆色......但......要走正道......稳稳当当地......走正道......”
这句话，像烙印一样，烫在了大哥的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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