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蝉在树上办喜事，锣鼓敲得震天响地。我和姐姐躺在地上午睡，汗水透过草席渗入泥地。
“大丫，大丫，等到太阳落山，你就带着宝宝去十六里，有面饼吃呢，你可要搀好宝宝的手，不敢掉下河啊！”这个“啊”字被母亲拖成门前小路那么弯曲悠长。
听说有面饼吃，我和姐姐一骨碌坐了起来，惺忪睡眼中，只见母亲头戴草帽肩扛铁锹朝外，走到一只脚门槛内一只脚门槛外，转过身又叮嘱一句搀好宝宝的手。宝宝是我，四岁多，姐姐大丫，大我两岁。
我和姐姐再也躺不住了，从草房子内蹦哒到门外那棵老榆树下面，眯着眼睛看被树梢搅成鸡蛋花一样的日头，巴不得它一下子滑到小街西头，这才叫太阳落山。偏偏日头磨洋工，半晌不肯挪动一步。
蝉在头顶闹得沸反盈天，我们捡起泥块投掷，没有砸灭蝉叫，反把自己弄得一身泥灰，气得抱着树干使劲摇，哗啦啦，哗啦啦，蝉声跌碎一地。
当金灿灿的光圈从我家烟囱滚到小街电线杆上，我们拔脚就跑。瞎眼奶奶站在锅屋门口，一边用拐杖捣地一边破口大骂：疯丫头，看日头不毒死你们！
腾腾腾，不过跑出去几步，我们已经像泥鳅滑到东西木桥的桥中间。终究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我噗嗤踩上黏糊糊水草，细瘦双腿滑入桥缝，又被桥板拦腰卡住，这样，整个人一半趴在桥面上，一半挂在桥面下，双腿做钟摆摇来晃去。
芦苇荡边出生，芦苇荡边长大的孩子，会走路就会走桥，连独木桥都敢爬，但像这样吊在半空还是头一次。桥影弯弯压住水面，作长蛇浮游，一会儿摆动尾巴追逐浪花，一会儿仰头盘身缠绕阳光。长蛇吐出舌头看向我，吓得我大喊大叫。
姐姐更快，已经溜到桥东，听到我叫声立马回头，噔噔噔跑来拽，到了我屁股这块就被桥板夹住。她又把双手抄到我腋窝下面，像从木头塞里往外拔钉子，仍旧拔不出我的屁股。姐姐也害怕，开始骂笆斗。
笆斗只要从桥中间往河里倒栽葱，扎猛子潜入水底，就会抓两手油腻水草，再恶作剧地甩到桥面上，看过桥的人不经意间滑倒。笆斗他爸常年生病瘫床上，他妈早几年跟外地男人跑走，家里穷得只剩四面土墙，还是大窟窿小眼睛。天不管地不收，笆斗到了上学年龄不上学，成了人见人烦的纰漏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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蹲在桥下灌木丛中钓鱼的小阳，听到我们哭声乌拉，丢下鱼竿，咚咚咚走上木桥，把夹住我屁股的桥板往两边掰，姐姐趁机把我拖出夹缝。小阳大眼睛，宽额头，不会像笆斗那样欺负弱小，也从不惹是生非。
听说我们要去十六里找母亲，小阳笑了，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往尿壶里打酒，错上天了，十六里明明向北，靠近穆沟了（另外一个村庄），你们却往东。姐姐一拍后脑勺，想起来了，她之前跟着母亲去过十六里。十六里是我们生产队田块的名字，母亲肩扛铁锹，就是去十六里挣工分。
我们从桥中间退到桥西，再沿着河岸向北，经过邮电所，看到笆斗跨坐在马五家屋后柳树上，从马五家屋檐往外抽芦柴。春天来临的时候，野蜂吸食了花粉，钻进芦柴管子里酿造蜂蜜，我们把这叫做蜂蜜屎，蜜蜂屎香香甜甜叫人百吃不厌。然而，芦柴贵重，没有人家舍得糟蹋，尤其要芦柴搭建的房屋更是来之不易。
笆斗可不管这些，芦柴一根接一根地往外抽，再一截一截撅断，终于找到蜂蜜屎，一边伸出舌头舔芦柴管，一边摇头晃脑，好像他正享受山珍海味。我流着口水，一步一步往前靠，忽然，一根裹着风声骂声的木拐杖舞了过来：有娘生没娘教的鬼东西，吃去死呢，看我不打断你们狗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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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马五，天生双眼瞎，年过五十，找了个哑女人搭伙过日子。皮孩子们编顺口溜嘲笑他们无儿无女 ，胡乱朝他们家里砸泥块瓦砾。马五涨红着脸，围绕柳树把手里的拐杖舞成风，那架势像要把人脑打成猪脑。我和姐姐赶紧闪开，笆斗没法滑下树，直接从柳树上跳落屋后河，湿漉漉地爬上北岸。
爬上北岸的笆斗仍旧朝我们晃动那几管蜂蜜屎，显摆的得意劲没被水打湿。姐姐不甘示弱，扬起头大声问：我们现在去十六里吃面饼，你吃得到吗？姐姐的话像一枚铁钉，把笆头钉在原地一动不动。没有大人挣工分，他连个面饼渣子都摸不到。
提到面饼，我们才想起干什么来了，再次迈开腿朝北跑。走草滩，过秧田，爬垄沟，生产队牛棚眼前，两个男人抬着沉甸甸竹筐，往汪塘里倾倒石灰块，随着嘭嘭嘭声起，白色烟雾袅袅，像一群鸽子扑棱棱飞向天空。大人说过，石灰水塘一旦冒白雾，里面比烧开水还厉害，能在眨眼之间把鸡鸭煮个滚瓜烂熟。
我们伸长脖颈，饶有兴致地盯着石灰塘，想象着在里面煮出喷香的山芋和棒头（玉米）。两个男人抬着空筐离开又抬着满筐走来，大嗓门响雷一样炸开：滚开，滚开，不要命啦？掉下去，把你们煮成烂山芋！
我们蹦跳着离开，走出去老远，才敢朝他们的背影吐唾沫：呸呸，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马上有面饼吃了，你们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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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面饼，我突然觉得肚子好饿，咕嘟咕嘟唱大戏，恨不能一步跨到十六里。奔了一会儿，气喘吁吁。奶奶说对了，日头确实毒辣，晒得我们口干舌燥，喉咙像擦过一把盐那样火烧火燎。
我嚷嚷着要喝水，姐姐就松开攥住我的手，顺着河坡向下，不料一脚踏空，直接往下滚，眼看要掉下河，被半截树桩拦住。
姐姐爬起来，不再莽撞，伸出一只脚小心试探，同时双手抓牢屁股底下巴根草，待身体稳住，才伸长手臂捧水喝。我跟着姐姐，有样学样，掬掌水在手。
河水清澈，倒映两岸杂树与野花逶迤，也照出两张脏兮兮的小脸。鸟儿在头顶叫喳喳，好似铁锅爆炒螺螺，脆生生，乱糟糟。一阵风吹来，树摇叶动，驱赶着鸟儿从东岸飞到西岸，又从这一棵树飞到那一棵树。于是，天上一群鸟，水里一群鸟，一样的步伐，一样的神态，一样的无章法。
远处游来一群鸭，嘎嘎嘎，叫声直冲蓝天，扯下白云一朵朵，再与白云追逐嬉戏，齐齐钻进水草捉迷藏，搅得风生叶起。哦，菱角，菱角，我和姐姐几乎同时喊出口。
在距离我们两竹篙远的水面，几只四角菱扒开菱叶，支棱着小脑袋，好奇张望。我们找来树枝，抓牢身边菖蒲，准备去够菱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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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爹爹撑着小木船，慢悠悠荡来，见我们半截腿没在水里，瞪大眼睛珠子吼起来：哪嘎（家）侠子（孩子）在这块玩水啊，啊，不要命了？望什尼望，淹死你们！他不但吼，还伸过长竹篙，作势敲打我们的头，吓得我们赶紧爬离河边。
过了一条河还有一条，过了一道沟还有一道，我们穿梭在麻绳一样弯弯曲曲的小路上，终于看到母亲，她站在堤坝上手搭额头朝前张望，她身后蹲着低矮的茅草棚。
太阳西下，母亲一半亮在光线中，一半没在阴影里，那件洗得失去原来颜色的竹布褂子，补丁摞补丁，疙疙瘩瘩，皱皱巴巴，好似一群麻雀把母亲团团围住。
待我们走近，麻雀轰然散开，母亲伸手捋我们湿漉漉的头发，嘟囔着热煞了热煞了。在草棚子面前清理水槽的大猛妈直起腰，一只手拄着铁锨，一只手指母亲，说你一趟一趟踩低爬高，望来望去，就担心丫头片子热死摔死淹死，既然这个样子，就不该叫两个丫头片子大老远地跑过来。
母亲一向嘴巴厉害，那天却嘿嘿傻笑，一句话不说。母亲把我们拉到树荫下，叮嘱几句不要乱跑，就扛起铁锹，急匆匆爬过堤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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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儿工夫，八妹与鼻涕虫他们几个也来了，一个个兴高采烈。我开始担忧，来了这么多人，面饼还够分吗？转念安慰自己，只吃一块也行。
当夕阳隐藏到远处树梢背后，烟雾裹着饼香从草棚子里跑出来，如同雪花一层一层落在我们身上。有多长时间没有闻过这种香味了？饼香仿佛具有一股骇人的力量，将泥孩子们牢牢镇住，我们一个个呆如木鸡，只有鼻翼在用力扇动。
不知道是谁带头吆喝一声，我们才如梦初醒，一窝蜂地涌进草棚子。大猛妈在往铁锅里掌饼（烙饼），我们盯着铁锅，一步一步往前包抄，恨不得眼睛里飞出铁钩钩，不管三七二十一勾起面饼。大猛妈也许被我们的馋相吓住了，做出挥手拍打苍蝇的动作：出去，出去！哪个不听话，就不给哪个饼吃。
这句话等于杀手锏。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大猛妈手握分饼大权，我们只有乖乖地走出草棚子，但又不舍得离得太远，忐忑不安地坐在门口，支棱着耳朵，一心一意捕捉大猛妈叫喊我们进屋声。
那些飘荡在空气中的饼香，变成无数小虫，从我们的鼻孔和嘴巴钻进我们的身体，抓挠着我们的五脏六腑，叫我们一刻不得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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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沟渠的社员们放工了，大步流星地朝草棚子这边走来，我母亲夹在其中。我和姐姐兴奋地站起来，舔了舔嘴唇，马上有饼吃了。
人群闹哄哄挤进草棚子，半袋烟工夫，小翠妈眉开眼笑地捧出一块面饼，小翠连忙迎上去，把羊角辫甩成了狗尾巴。鼻涕虫他爸也捧着一块面饼走出草棚子，鼻涕虫开心得一蹦三尺高。
他们几个先后从父母手中接过面饼，欢欢喜喜回家去。我母亲却迟迟不出来，我们急成热锅上的蚂蚁。
草棚子里传出争吵声，没多会，几个社员空着手骂骂咧咧走出来。我和姐姐走进草棚子，只见支在铁锅前面的竹扁光光的，一块饼没有，连饼渣子都不剩，眼泪一下子冲出我眼眶。
母亲站在竹扁旁边，涨红着脸，两只手紧张地揉搓来揉搓去，就像学生被老师罚站。锅膛不再噼里啪啦燃烧柴禾，大铁锅不再噗嗤噗嗤冒热气，草棚子不再袅袅不绝地飘散烟雾和饼香，四周一片寂静，只有母亲呼吸，一声比一声粗重，一声比一声清晰。
母亲没有分到面饼。
听说生产队食堂要掌饼，平时不出工的人都来十六里挖沟渠，连要饭晒干瓢的懒汉都出动了。人多饼少，生产队长就按照工分高低发饼。我母亲挣工分一向不落人后，这一天因为几次走上堤坝张望我们耽误了工时，被队长扣了工分，所以，包括母亲在内工分偏低后四人都没有分到面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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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满心欢喜跑过来，偏偏期望落空，感到满肚子委屈。四两他爸是生产队长，从外面走进来，靠近煤油灯点燃一锅旱烟，叫母亲带我们回去，说他自己也没有分到面饼，杠伤（吵架）没得用，天生变不出面饼来。
母亲站在空空竹扁旁，一声不吱，煤油灯的光点在她眼睛里一闪一闪，比星星还明亮。突然，一阵风推开柴笆门，扑灭煤油灯，我终于哭出声来。
黑暗中，母亲走近，不是把我揽入怀中，而是抽了我一个耳光：哭什么丧啊，人还没死呢！话音未落，母亲一左一右攥住我和姐姐的手，拉我们走出草棚子，母亲脚步很重，似乎要把地跺出个洞。
天已晚，鸟儿们叽叽喳喳，扑闪着翅膀回巢。鸟声稠密，雨点一样当头落。母亲放慢了脚步，怔怔地看着黑漆漆的天空。不知道过了多久，母亲长长地吐出一口气，然后转过身，领着我们返回草棚子。
母亲换了个人了，对着大猛妈满脸带笑，点头哈腰地说两个侠子大老远跑过来，要是一口面饼吃不着，这心里啊稀难受，就像被人掏了一拳。
大猛妈被煤油灯照得黄亮的脸，霎时沉成锅底灰，她转过身背对着母亲，用丝瓜瓤刷铁锅，然后把吸饱刷锅水的丝瓜瓤朝着母亲脚面甩，母亲讪讪往后退，大猛妈连甩三次，母亲连退三次，无处可退了，就踮起脚尖贴着篱笆墙站立，似乎要把自己变成一张纸糊到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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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大之后，我和姐姐说起这个晚上，依然清晰地记得母亲当时的尴尬与窘迫。如果时间能够重回，我们一定果断地把母亲拉出草棚子，就是山珍海味摆桌上，也绝对不会多看一眼。
母亲就这样，像个做错事的孩子那样手足无措地贴着墙，直到大猛妈把铁锅刷干净，母亲才走到大猛妈身后棕色水缸边，用水瓢往大铁锅里舀水。
大猛妈终于开口说话：个个像饿死鬼投胎，一个萝卜一个坑，怎么可能有多余的面饼？
母亲连连点头，说是是是，在把大铁锅舀满水之后，又一肩挑起两只空木桶走出草棚子，再进来时摇摇晃晃，两只木桶里盛满了河水。
母亲个头矮小，在拎着水桶往水缸里倾倒的时候，咬紧牙关“嗨子”一声，男人们抬石滚打夯的时候，就这样喊号子。棕色水缸长得粗壮，母亲接连挑了三担水，才把水缸灌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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缸水晃晃悠悠，大猛妈脸色由多云转晴，笑眯眯地从锅膛后面的草堆里扒拉出一块面饼，掰一半给母亲，裹一半进布兜，说要带回家给三猛四猛吃。
母亲接过面饼，再次一分为二。我和姐姐已经饿得前胸贴后背，迫不及待地从母亲手中接过四分之一块面饼，风卷残云之后吮手指头留下的余香，同时生出无限的遐想：要是哪一天让我放开肚皮，保管吃得下一百块面饼（还不会数数，只知道一百很庞大）。
那样一个年代，庄户人家普遍吃上顿没下顿，平时主要依靠杂粮填肚子，大麦麸子做饼像煤炭一样粗粝焦黑，戳人喉咙，就这也吃不周全。
只有小麦面做的饼才配称之为面饼，看上去白白净净，吃进嘴里喷香喷香。
面饼不是想吃就有得吃，父母只在逢年过节才舍得掌上一两锅，平常日子我们去梦中咂摸面饼的滋味。
生产队经常集中劳动，掌面饼却是难得一次。挣工分的大人一般舍不得自己吃，省下给自家老人与孩子。我父母也如此，把面饼从十六里带回家，分给瞎眼奶奶和我们六兄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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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夏天，父亲一大早带着三个哥哥去了芦苇荡捞鱼摸虾，少了几个人挣工分，等于少了几块饼。
母亲于是动了心思，叫我们去十六里，就是指望大猛妈看在小孩子眼巴巴盯着的份上，多分个一块半块。当然，鼻涕虫与八妹他们父母也这么想。
从我家到十六里田块，不是要走十六里路，但要经过八个生产队和无数沟沟坎坎。为了多吃半块饼，让我们经受日晒、上桥、爬坡和过河，危险重重，这样的安排是否值得？危险与面饼，哪个更重要？
没有人这么问过。也没有人对生活进行预演。
但母亲那天下午六神无主，几次爬上堤坝张望，倒是千真万确。我成年之后，走在小街上，遇到大猛妈，她几次唠叨起母亲当年踩低爬高，还说我们两个进了草棚子，眼珠子骨碌碌乱转，比老鼠还亮。
春水短，春水长，春水的那头是青丝，春水的这头是白发。
每当我行走闹市街头，看到路边摊位铁锅掌面饼，耳边还是会想起那句“大丫，你要搀好宝宝的手，可不敢掉下河啊！”
一句话何以能穿透半个世纪？
当春水流过，我心中还有水流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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