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篇“汉代散文”，只讲了《史记》。
俗语说：“千古文章两司马。”或说：“文章西汉两司马。”也有人说：“唐诗晋字汉文章。”如有人问汉代的最佳散文作品是哪部？则非司马迁的《史记》莫属。
鲁迅曾评价《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要知道，我们这位鲁迅先生向来是骂人多，夸人少。这么夸的，更少。
所以，说到读书，《史记》绝对不能漏。
十多年前曾经读过一次《史记》，是岳麓的本子，简体横排，没有表，没有注疏，也没怎么读明白。去年我无情地抛弃了它，重新买了一套。
此类事情两三次后，我开始对出版社无比挑剔。历史典籍类的书，非中华书局和上古的版本不买，其他文学类的书，一般也只买人民文学和三联等几个出版社的。现在电子书很多，既然买纸质书，就带着些收藏的心思。
前个月边读边写，在简书也留了些阅读笔记。还没读完，先搁段时间。即便如此，觉得自己已经对《史记》格外偏爱了。
凡写历史，必须严格遵守两个条件，即是：
（一）不可以只着重于单一的领袖和以单一的团体为单位，须顾及其全面性。
（二）要着重于事件进展的过程，不能单看其结论。
此为太史公著史所能做到的，后人亦多能依循此种写法。
书写历史，必须有大格局。沉浸在个人情怀中，定会有失偏颇。
同时，史书是重过程的，将整个事件如实展现。至于是非功过，留给后人评说。
西方人一直认为道德意识是不能加进文学中去的。如西方的莎士比亚、歌德等大文豪，无不有如此想法。
另外，西方又有一问题，就是：“历史需要文学吗？”
我可以肯定地指出来，中国有两大人物，即是两位大文学家：
一位是屈原，他解答了文学与道德的问题。
一位是司马迁，他解答了文学与历史能否合流的问题。
对西方文学作品，我读得很少，无法完全理解老师的说法。应该有其道理吧？
吾人如只熟读“列传”，已经可以得益。
列传是《史记》中最能体现文学价值的一部分，但也不完全是。
个人觉得全书最出彩的，是《项羽本纪》和《淮阴侯列传》，另外，再算上《李将军列传》。
仔细看这三位主角，有个共同的特征：悲剧的英雄。
司马迁对他们，既喜爱，又惋惜。复杂的心情，心血的倾注，才能造就如此出色的作品。
老师在本篇最后的一段话，值得玩味：
中国的历史是应用的、实用的，诗歌亦是应用的、实用的。正如中国的艺术产生于工业，如陶器、丝与钟鼎等。并不如西方那样专门为了欣赏而刻画像。中国的艺术是欣赏与应用不分，应用品与艺术品合一，亦即是文学与人生合一。中国的古砚与古花瓶，是古董，但同时又可使用，并不如西方般专为摆设之用，故中国历史与文学始终是应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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