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与毛泽东

在中唐以来的中国政治史上，王阳明可谓是横空出世。因为他是做事的楷模、行动的楷模、实干的楷模，他也是成事的楷模，无论读书、打仗、治理，他办什么事，就能成什么事，中唐以来，政治家和官员都是文人，是专家型的技术官僚，他们都比较的老实，比较循规蹈矩，有英雄气概、能办真事的很少。与中唐以前贵族化的社会精英不同，宋以来的官员是老实、听话、守规矩而没有能力，与贵族型的治理者比起来，靠考试上来的文人型官员的缺点是不能干事、不会干事、不敢干事，更重要的是：由于选拔任用的程序化、僵化，整个官场和治理队伍的心态和氛围是比较压抑的。而这种灰色的氛围，到了王阳明却为之一改，为之一扫。

我们讲三个自信，在历史上，政治家的自信很少能超过王阳明的。

我们可以把他和柳宗元比较一下。王阳明和柳宗元都曾经被发配到很遥远的边疆，分别发配到广西和贵州去了。官场的失意极大地挫伤了柳宗元，第二次被贬后，他的精神和意志近乎崩溃了，柳宗元曾经写信给他的上司说：有一个人掉在深沟里，他呼号，他抱屈，但没有人听到，听到的人都不理他，或者经过的人，手里也没有绳子，不能搭救他。而恰恰您从这儿走过，您同情我，您手里恰好有绳子，这是最后的机会，您救救我，您把绳子垂下来，你把我从沟里拉上来吧。这种凄惨的呼号表明，柳宗元的意志差不多被官场失意摧毁了，他的精神接近崩溃了，他是比较软弱的，他以为当不了大官、回不到中央，这辈子就完了，其实，韩愈在写《刘子厚墓志铭》时说，如果柳宗元不是官场失意，就不会有那么多锦绣文章留下来了，幸与不幸，这其实很难说呢。因此，毛主席读到柳宗元的苦诉的时候，每次都感慨：二王八司马是人才，年纪轻轻的不能不给机会。

王阳明恰恰相反。他是个愈挫愈勇的人。他告诉我们说，一个人转移心灵痛苦、精神痛苦的办法，就是去做实事，你做的事越具体、越实际，就越有利于抗拒心灵的痛苦和精神上的失意。这就是他所谓“事上磨练”。而读书人的毛病，就是想得太多，你想得越多，就越畏葸不前，就越心灵痛苦，事上磨练，磨什么？就是通过做事，把你心灵和精神上的那些痛苦磨掉。

因此，他丢官之后的感受，跟柳宗元恰恰相反，他反而很得意，他悟道了，发配边疆，使他看懂了《论语》里的话：。“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他在那个时候写了诗：“投荒万里入炎州，却喜官卑得自由，心在夷居何有陋，身虽吏隐未忘忧”，毛泽东就从王阳明那里学到了这种强大的意志力，毛泽东那些豪情万丈的诗，都是在最艰苦、最困难的时候写的，《七律·长征》就是这样，毛主席自己说过，环境一好，他反而就写不出诗来了。

我个人非常喜欢王阳明这首诗，什么是自由呢？康德说，自由就是这样一种信仰，就是坚信世界是有规律的，人类的发展是有目的的。一句话，道路是曲折的，而前途是光明的。仅从个人一己的角度看，人生苦短，怎么算计几乎都是亏的，但是，从人类总体角度看，我们都在不自觉的、情不自禁地创造着人类的史诗，都在情不自禁地为他人，为子孙后代做着贡献，这就是人类的天命啊，明白了这一点，就是知天命，就是达到了王阳明所谓的自由、康德所谓的自由。

“却喜官卑得自由”，中唐之后，只有读书人才能做官，读书的目的，就是做官，学而优则仕，白首为功名，社会评价标准只有华山一条路，在这条拥挤的道路上，扭曲异化了多少人啊！这是中国治理史上一个很大的悲剧啊。到了王阳明，他总算把这个事想开了：当官与做事，不是一回事吗。办事非要当官啊？不当官就不办事了？现在的问题恰恰是当官的不办事啊，官越大，就越不办事啊。你不能说，等我做了大官，我才能办大事啊！王阳明就不是这样，他一辈子无论官大官小，活一天，就办一天事。宁肯不做官，他也要做事。王阳明在很高的位置上，几乎到了兵部侍郎的位置上，因为反对刘瑾，被发配到龙场。他到了龙场悟道了，如今我不是中央大员了，我也没啥想法了，这样我就更可以放手办自己想办的事了。

王阳明改变了中国官场的作风，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行动力和强大的意志力，这个人像尼采一样，这是他非常重要的一面，大家说他狂，首先是因为他敢干。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今天叫做三个自信。怎么解释他的狂呢？王阳明，他一辈子之所以具有高度的自信，就来自他能干事、敢干事，勇于成事，即使被贬到龙场，他也是高度的自信，真是自信到家的一个人。因此，第一件事情就是他敢于去作为，敢于去行动。所以他著名的话叫做“知者行之始，行者之成，圣贤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我们说中国的思想影响了日本，第一就是朱子学影响了日本的基层，老百姓都听话守规则，第二个，便是阳明学影响了日本的上层，并与武士道结合在一起，就是上层精英要敢作敢为，不怕牺牲。日本的精英、治理阶层，没有那种见花伤心，见水流泪的士大夫气、头巾气，这就是阳明学的影响。

第二个，王阳明改变了中国官场的作风，改变了治理者的心态，就是他说的“我心光明”。我认为这是最重要的，也是所谓“阳明心学”的实质。

王阳明深知中国官场的积弊，他看到了治理者心理的健康、精神的健康是非常重要的，一批读书人，挤在这样一条弊端丛生的仕途上，心灵上不扭曲，那才怪呢。整个干部队伍的精神状态，这是治理的大问题啊。这个问题，仅靠填词作赋去派遣是不行的。

他在龙场被贬了五年之后，被重新启用，做都御史，正好赶上朱辰豪叛乱，王阳明几乎是只手平朱辰豪之乱，而且把朱宸濠活捉了。大家都恭贺他，他却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区区剪除鼠窃，何足为异。若诸贤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之功，此诚大丈夫不世之伟绩”。而这就是总书记说的“治世容易治心难”。

所谓扫荡“心腹之寇”，就是扫荡弥漫整个官场、整个治理队伍中的士气低落，精神扭曲，他提出的办法其实简单：大家不要胡思乱想了，不要总是想回中央了，不要心灵痛苦扭曲了，还是集中精力做点事吧，能做多少是多少，做事是实的，其余官帽子大小，那都是虚的，功名利禄是虚的，名声更是虚的。不要沉浸在玄谈玄想里面啦，那只能使你更痛苦，更萎靡不振啊。说白了，这就是他说的“事上磨练”。

还有，要心气平和啊，而怎样才能心气平和呢？他说“天下之人心，皆吾心也”，怎么做到我心光明呢？就是你始终把自己当做天下人，跟天下人始终同心同德就对了，你的心就光明了。他悟道的诗是这样写的：“大道即人心，万古未尝改。长生在求仁，金丹非外待。缪矣三十年，于今吾始悔。”

王阳明为什么被称为圣人呢？因为他为中国的治理者提供了强大的意志力，中唐以来，中国治理的问题是官员不会做事，是官吏脱节，是上层与基层脱节，这些问题固然都很重要，但是，一个极为突出的问题是治理队伍士气低落，是治理者丧失了意志，没有精气神，而精气神，是治理的魂，这就是阳明心学，他所谓“养心”所面对的问题。

我是中文系的人，以前看《红楼梦》看不懂，读了王阳明以后，我就看懂了。从这部小说看，你会发现中国的精气神不行了，贾宝玉、林黛玉这两个主人公，他们的心病了，他们找不到战胜这种心病的办法和意志力。“呀！展不开的眉头，挨不明的更漏，恰便是那遮不断的青山隐隐，流不断的碧水悠悠”，你看，整个中国上层社会、上层精英都得了抑郁症了。

提升队伍的士气，仅靠做事、靠心气平和，这就可以了吗？王阳明说，那只不过是手段，而根本在于“我心光明”。“我心光明”，就是保持一颗平常心，与天下人同心，养我心就是养我民，就是从国家和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去考虑问题。

从这个标准来看，《红楼梦》里的王熙凤就是心不够光明的领导干部。《红楼梦》里最能干的干部是王熙凤。但贾府倒台也是基于一个看似非常偶然的因素，就是王熙凤逞能，她总理两府大事期间，到庙里去修行，有个老尼姑托她办事，王熙凤开始回答是说：我为什么要管这个事？这个事是犯规的，这种小事会惹出大事，而且我又不缺银子。可见她很坦诚，也很讲原则。但老尼姑说了一句话，却击中了她这个人不够光明的弱点，或者她的痛处。老尼姑说“我知道奶奶是不管这种事的，可只怕我回去回复人家没法说。我跟人家说什么呢？人家还以为咱们贾府没这能耐呢”。王熙凤最怕人家说他没有能力，不能办事，于是就道：“别说了，你拿三千两银子来，这银子我一分都不要，还替他把事了了，而且倒贴钱，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她是为了逞能，忘记了、乃至断送了贾府的前程。

我们有很多干部非常有能力，为什么说他们的“心不够光明”呢？就是因为他们不能为了国家和人民的长远利益考虑，而是为了逞一时之能，犯了王熙凤的错误。

至于薛宝钗这个人，她一切都是讲名声的，有损个人名声的事她一点也不沾，这个人的心里也不够光明，家国危机，她倒是爱惜羽毛，做她的开明绅士。

为什么毛 主 席晚年让政治局的领导都好好读读《红楼梦》，他还告诉许世友说，这书不读十遍是不行的？从薛宝钗和王熙凤的例子，从王阳明的《传习录》角度去看《红楼梦》，我以为可以了解毛主席的用意，他老人家的用意其实是很深的。

王阳明改变了政治或者治理的含义，政治，不再是中唐之前那种武夫和贵族的政治，也不再是宋以来那种文人政治，什么叫做“知行不可分为两事”呢？这简单地说，就是一方面，要以读书和调查研究的方式搞政治，另一方面，要带着现实问题去读书。做到这一点，你就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你就不是空说的书生，就不是皓首仕途的政客。

上层与下层的矛盾，读书人与官僚的矛盾，老百姓与统治者的矛盾，商与农的矛盾，沿海与西部的矛盾，以及他们互相之间的矛盾，这是千年中国政治所面对的基本问题，到了明代，这些问题变得日渐突出。而所谓政治与治理，就是始终不回避矛盾，就是以强大的意志和能力，去正确地处理各种各样的矛盾。

而处理这些矛盾的基本方法，首先就是说服，就是辩论，就是教育，就是批判，就是学习和改造我们的学习，就是以调查研究、讲学、开会的方式——即以做学问的方式搞政治。

政治从根本上说是说服，不是征服，政治是攻人心，不是攻人身，武力，只是政治家在迫不得已时所采取的最后手段。伟大的政治家要做的，首先是竭尽全力地转化矛盾，而不是激化矛盾，只有在所有的手段都用尽之时，只有矛盾不可避免地成为对抗性的时候，才不得不诉诸暴力和武力。

书生与政治家的区别在于，前者不理解政治就是专政，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不知道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于是，政治在他们眼里不可避免地是“肮脏的”。中国读书人的最大问题，不是缺乏知识，而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缺乏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起来的能力，中国士大夫的根本缺陷，并不是没有理性和批判的能力，而且缺乏行动的意志和担当的情怀。政治讲究动机与效果的统一。过份顾及后果，会造成无为及政治上的犬儒主义，此为“理学”之弊；而过份强调动机，则会导致为了良好的动机而不顾后果的政治浪漫主义。此为“心学”之害。

以做学问（调查研究、教育说服）的方式搞政治，以政治的手段推行和实践学问，把学术与政治结合起来，这就是政治家的最高境界：“上马杀贼，下马读书，朝出骜兵，暮归讲道”。这就是知行合一，这就是王阳明及其著作的价值，这也就是毛泽东《矛盾论》、《实践论》的精华所在。

无明：“我心光明”，虽然是王阳明临终遗言，但做得最彻底的、真正合乎此标准的，恐怕没有人比得上伟大的毛 泽 东。毛 泽 民的夫人朱旦华女士（WG中也受过冲击）晚年回忆说，“主席去世几十年了，我总忘不了他在延安号召我们共产党人‘要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他讲这‘五种人’，一个字一个字都是他从心底流出来的。文如其人啊，主席一辈子就是这样做的。”（韩毓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