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拿到去瑞士的留学签证的时候，是中国时间2001年9月11日上午11时，而10个小时以后，美国发生了举世震惊的“911事件”。
9月12日早上上班的路上，才听到广播，知道有重大事件发生，但并不知道详情。我并不知道，大洋彼岸的事件对我会有什么影响。
订机票时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根本无法订到十天以内的机票。终于借助友人的帮助，订到了10月2日的机票。
1 0月1日是国庆节又是仲秋节，因此，10月2日早上街上人很少，车也很少，大家都放假在家。
由于整理行装的缘故，我是凌晨2点睡下的，两个小时之后，凌晨4点，我开始了令我终生难忘，叫苦不迭的旅程。
首先，是我的行李超重，由于需要带一些工具书，我的行李整整超过规定重量10公斤。
瑞士航空的小姐无论如何都不肯放过我，百般调整，百般无奈，最后忍痛割爱，将我精心准备的可以维持一年不用另外采购的化妆品和日用品减少到一个月的用量，其他的只好等家里邮寄给我了。很心疼那些东跑西颠买来的东西。
终于，留下了一个小行李箱，我把能带的都塞到了双肩背的书包里。把大衣穿在身上，大衣里面是一件风衣。妈妈给我在大衣口袋里塞了七、八袋方便面(这些方便面后来帮了我的大忙)。就这样，在十月的骄阳里，我穿着风衣外加呢大衣在安检处排队。
安检时又遇到了麻烦。由于“911事件”，安检特别严格，我在书包里放了一个订书机，由于这个不详的金属物品，我的书包被扫描了好几遍，还被要求将所有物品倒在一个筐里，以便检查。
终于检查完毕，广播里已经在叫我的名字了，因为我是这次航班唯一还未登机的旅客了。
我开始奔跑，瑞航的地勤人员拿着对讲机不停地报告着我的方位，“她从楼上下来了”“她到我的位置了”“还有一个楼梯了”“我看见她了”，我只感到路程很长，自己被整个机场的地勤和悠闲的旅客们观赏着。
我的样子一定很滑稽：方便面在我的口袋里不停地往外跳，汗水不停的往下淌，肩上的背包上还有个搭扣无论如何扣不上。我只有一个想法，赶快坐到我的位置上。还有点遗憾，浦东机场没时间仔细打量一下，下次看它不知何时。
终于坐到我的位置上了。从上海起飞时，机上人很少。
到了北京后，上来了很多人。我的座位是靠窗的座位，27排G座。前排是一位藏传佛教的僧人，约50岁上下；他的旁边是一个中国女孩，大约28岁的样子，他们用英文交谈，整个行程中他们都在谈话。
我的旁边是一个意大利青年，他告诉我是来中国学习中文的，这次回去探亲度假。我没有与他多做交谈。他总在看他手里的一本书，我悄悄注意了一下，是一个女孩的照片。他一直不停地看着还若有所思。
我心里很彷徨，当时的感觉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国。我的朋友们；我的精心布置的房间；我的书；我的心爱的CD和磁带；我真恨不得背上我所有的东西，我这一走，要见这些就不那么简单了。
从飞机的舷窗望下去，有时是沙漠，有时是山峦，有时是没有人烟的不毛之地。我拿着飞机上的地图，计算一下时间，估计着自己是在哪个国家的领空上。猜测着是否会经过阿富汗，胡思乱想一阵，然后大吃乘务员递上的食品和饮料，吃饱喝足后，睡一会，然后再吃再睡，总共吃了4次。
最后一次用餐是着陆前2个小时，吃完后，乘务员拿着放点心的篮子再走了一圈，看看还有谁想加餐。我当时估计，到达目的地时是晚上10点，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吃晚饭，还是拿块点心预备一下的好。瑞航的点心还是很好吃的。我拿了一块放在大衣口袋里。
我的最后行程是在苏黎士转机，飞往日内瓦，从日内瓦转乘火车去沃韦。
瑞士时间下午6点30分到达了苏黎士。
在苏黎士转机时，感觉机场很乱，有很多警察，我还以为是机场加强了保安的缘故。
我到了换票口，却找不到我要搭乘的那趟航班。我只好跑去问讯处打 听。问讯处的服务人员很耐心，但他的英文口音很重，问了两遍，我才知道我的航班取消了，他让我去瑞士航空的柜台前打听。
这时的我还并不清楚是怎么一会事，我开始感到茫然，我感到很孤单，周围的人都操着陌生的语言，我当时唯一的想法是能找到一个中国人，他可以告诉我出了什么事情。
可是，没有人愿意停下来帮助我。
终于，有两个转法航班机去巴黎的中国人告诉我，瑞航倒闭了，是瑞士时间下午4点宣布的，差不多就是我在天上飞着并计划着再拿一块点心当晚餐的时候。
我这才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不过问题还不是很大。在飞机上时，我看了瑞士航空的介绍，紧挨着机场就是火车站，我可以坐火车去日内瓦。
正在我盘算着应该怎样走时，遇到了一群差不多7个中国人，他们是北方人，听口音应该是陕甘一带的人。清一色全是男同志。
他们中没有懂英文的人。他们是和我一架飞机到达苏黎士，准备转瑞航班机前往罗马的。我向他们解释了瑞航发生的事件，告诉他们航班取消了。
他们好像遇到了救星一样，问我怎么办。我告诉他们我准备先找我的行李。因为，航班取消了，行李也一定不会再往前走了，一定也像旅客一样，不知被扔在哪里。所以第一重要的是把行李找到。不然，可能再也找不到了。
他们讨论了一下，决定跟我走，去找行李，留下二个人与国内和罗马联系。我很高兴地帮助他们问讯和找行李，并帮助他们向安检人员解释，教他们怎样回答。因为都是中国人，感觉不那么孤单。一个小时之后，他们顺利地找到了行李，7个人的行李，全部找到了。
我的行李却还是不知踪影。
他们派了二个人，帮我找了15分钟，没有消息。留下来与国内和罗马联系的那二人赶来找他们，说是可以走了。7个人，连感谢和抱歉的话都没有对我说就扬长而去了。
我站在那里发愣，不知道为什么又剩下我孤零零地一个人了。
我只好无奈地继续找行李。没有时间感叹这些接受我帮助的无情的同胞们。想想他们也没办法，他们并不知道我的行李长的什么样，让他们找是为难他们了。
我又找了3个小时，我希望广播里有人会找我，可是没有人叫我的名字。那段时间是真空的，没有人会想知道我在哪里，也没有人知道我在哪里，国内时间当时是深夜2、3点，我没有可以救援的人。我听到有中国话在广播里播送，我很注意地捕捉着每一个字，但我心里明白，没有人知道我当时的处境，也没有人要找我的，广播里好象是要一个叫胡莉萍的中国人尽快与某人联系。
我漫无目的地寻觅着我的行李。
10点半的时候，我终于听到了一句中国话“你也在这儿？”。
我感觉这话是对我说的。我看了一下，是飞机上坐在我前排的那个中国女孩。我很惊喜地看着她，仿佛见到了亲人。她也和我遇到了一样的情况。
她预备转机去巴塞的。她是生物学博士生，是学术交流去巴塞的一个实验室做一年实验的。
我和她坐在行李传送带上聊了起来。我说百年未遇的事件全让我给遇到了。拿了签证就挺离奇的，何况碰上这事。然后打趣她说，既然和一个高僧坐在一起，就应该请教人家一下，沾点灵气，为何也和我一样地无奈。
她笑着说，高僧没有选择瑞士航班转机，早已搭乘其他航班飞走了。这是他的本领在起作用。
我觉得也有道理。
我们闲聊了一会，去问讯处拿了饮料，航空公司这时免费供应可口可乐和面包。
这时我才想到 问她名字，她说叫胡莉萍，我问她是否知道有人在找她，她很吃惊，因为她竟然没有注意听广播。她赶紧向问讯处跑去。我又帮了一个人。
瑞航的地勤人员开始整理行李，他们根据航班号将行李全部归类，写上标志牌，方便旅客寻找。那些地勤人员也很友好，看到我一直在机场里徘徊，就问我的行李是什么样的，他们也帮我寻找，一遇到类似我描述的行李就把我叫去查看，可是都不是我的行李。我到瑞士或者说到苏黎士的最初十多个小时，把苏黎士机场走了个遍，到现在，机场有几个区，每个区有些什么样的通道，机场有多大，哪里有行李区，哪里通火车站，我已经非常清楚而且无法忘记了。
我在搜索我的航班的行李堆时总遇到一个亚洲人，看上去有点象中国人，遇到二、三次后，我终于用英文问他“Chinese?”“No, Japanese.” 我们用英语交谈起来，他原本是和我一样，转乘同一航班前往日内瓦的。航班取消后，也是找不到行李。
我带他去见胡莉萍，我们把随身行李归拢，留下一个人看守，其他人分别轻装上阵，继续寻找。将近午夜12点时，胡莉萍的行李找到了，可是火车已经没有了，她决定留下来陪我。直到今天我都很感激她当时能够留下来。
那个日本留学生名叫小林擎---哈基米（日文发音，我们都这样叫他），我和胡莉萍都拿了飞机上的点心，哈基米没有点心和任何食物，我们匀出一部分给他点饥，他非常感激，不断地鞠躬。然后，他的表现是尽量照顾我们两个，帮我们拿水，拿咖啡，看行李，坚决不再让我们走一步路。我则很骄傲自己有先见之明，拿了块点心。
不断有不知主人的行李被运来，一有新的行李过来，我们就跑去查看。
凌晨1点，警察开始清场，所有人员都不可再进入行李区，要等到第二天上午8点以后才可以再进入。
航空公司安排了住宿的地方，但我和胡莉萍都不想再移动了，她想等我找到行李后，乘早班车去巴塞。我则不想放弃任何机会寻找行李。哈基米因为我们不走，也决定留下来。就这样，我们三个人半夜里在机场的大厅里坐着，天南海北地随便聊。哈基米聊他看过的中国书《西方的旅行》---糊弄了半天其实就是《西游记》。他去过西安、敦煌和杭州。我们则问他一些关于瑞士的情况，毕竟他已经来了一年了。
实在太累了。可又没有地方可以睡。我当时真后悔没有带一个睡袋。
临走前，我在网上查资料，看到有人提到，出国留学必须品之一是---睡袋。我当时并未在意，资料中当时没有说原因，只说是可以在旅游时使用。
现在，我希望以我的经验提醒别人，一定随身带上它，如果遇到我面临的情况，一个睡袋可以解决很大的问题。另外，如果去住青年旅馆，可以不用租被褥，省下的钱可以供一顿简单的午餐。切记，切记。
很多人席地而睡，还有人互相埋怨和争吵；有个俄国女孩提着高跟鞋，赤着脚到处找行李；还有的人计划着如何在一个星期之内等到航班回美国。我们仨人则静静地坐着，隔着玻璃窗，看着堆积如山的不知主人的行李，听着，没有力气再讲话了。
早上6点，我们又开始寻找行李。
上午9点多，哈基米的行李找到了，直到中午12点我才找到我的行李。
胡莉萍是早上10点去巴塞儿的。因为哈基米的行李找到了，他决定等我找到行李后送我去沃韦，我们是同路。胡莉萍则是去德语区，方向不同，哈基米帮我，她也就放心了。
哈基米先帮我给我的学校打了一个电话，大约讲了一下我们遇到的问题，让我的学校派人到火车站来接我。然后教我如何买火车票，并将我一 直送到学校来接我的人面前。然后，他才自己坐车去了日内瓦。直到后来，我自己去日内瓦时，才知道他中途绕了多远的路来送我。
一路上我除了说谢谢他，就是说我讨厌瑞士。他始终坚持认为帮助我是小事一桩，不足挂齿，“It’s nothing.”，他说；并安慰我说，瑞士人很喜欢中国女孩，我很快会喜欢这里的。
三个星期以后，我们学校放假，我和同学一起到日内瓦旅游，给他打了电话并表示了感谢，之后就再也没有联系过。
对他的感激，我想只有以后遇到其他同样身处困境，需要帮助的人时，我尽力给予帮助，再将这份友情传递出去，才是真正的回报。
我相信，当别人帮助了你，你再将这份帮助传递出去，终究，你会发现，这份帮助又回到了你身边。也许，这就是每一种宗教中都极力宣传的互助精神的主旨吧。
Arrival
在经历了令我始料不及的瑞航倒闭事件，行李丢失16小时失而复得后；在我连续40个小时睡眠未超过2小时后，我终于在一位在日内瓦大学读生物学博士的日本留学生小林擎---哈基米的帮助下，平安到达了学校所在地---瑞士的沃韦（Vevey）。
学校首先会安排学生住在湖边的青年旅社，青年旅社是共用浴室和卫生间，有6人一间和4人一间的客房。顶楼有一个大的休息室兼厨房，可以煮饭。餐具、调味品、炊具一应俱全，免费使用。我将带来的方便面拿去煮了吃。瑞士也有方便面，是韩国产的，大约1个瑞朗一包，对于我来说是太贵了。
我是下午3 点到的，去学校办完手续后，回到青年旅馆，我找不到管理员，实在太累了，我就在休息室的椅子上睡着了。
管理员5点钟过来将我叫醒时，我好不容易才弄清楚自己是在瑞士的一家青年旅馆的休息室的椅子上。她安排我住到了自己的房间里。我洗了澡，5点30分躺下的，直到第二天早上才醒过来。
每个床位是22瑞朗每天，如果要租用他们的被子另加5瑞朗每天。
我到时是10月3日，白天很热，我就未租他们的被子，但半夜会被冻醒。
不知是因为时差的问题还是不习惯，每天早上5点必然醒过来，无法再入睡，而这时中国时间是中午12点，想来是因为在国内时周末睡懒觉的极限是睡到中午12点所致。
而下午3-4点时，是国内的半夜12点，特别想睡觉，好在因为每天上课，很有规律，所以大约两个星期就完全调整过来了。
这里的风景很优美，学校在山下的湖边，莱蒙湖的景致十分的迷人，据去过法国和意大利的老留学生们说，这里是欧洲最美丽的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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